西周士山盤銘文文本性質及閥閱之辭新探

西周士山盤銘文文本性質及閥閱之辭新探
New Research on Textual Nature and Statement of Merit in the Shishan(士山)Bronze VesselInscription of Western Zhou Dynasty

作者: 龍正海

关键词: 盤銘；巡狩；文本化；金道錫行 The Inscriptions on Bronze Vessel; Ceremony for Accepting Royal Inspection; Textualization; JinDao Xi Hang

摘要：士山盤銘文是一篇重要的西周時期銅器銘文，大概因對文本性質認識不同而致使研究者對其中閥閱之辭理解不一。文章從探析關鍵詞內涵出發，運用語言學、文學批評以及敘事學的研究方法深入分析盤銘文本性質、文本生成、敘事模式以及創作用意。研究表明，士山盤銘文是一篇事涉西周巡狩禮的冊命銘文，其中閥閱之辭通過視角轉換、因果敘事等手法將節錄兩不同的敘事語料加以編纂，以建構“昭德紀功”的創作目的。研究還發現，閥閱之辭關涉“金道錫行”。具体而言，器主“士山”並非如先前所言那般即護送“中侯”進入其都邑而立為君的使者，而是周王派遣到“中”“鄀”“荊”“方”等方國礦山“巡其禁令”的“卝人”屬官，南巡主要使命意在加強南土“中”“鄀”“方”等諸國的管控，以保障西周王朝銅、錫青銅原料輸送通道的暢通。

關鍵字：盤銘  巡狩  文本化  金道錫行

New Research on Textual Nature and Statement of Merit in the Shishan(士山)Bronze VesselInscription of Western Zhou Dynasty

Long Zhenghai

Abstract: The appointment inscription on the Shishan (士山)bronze vessel is significant inWestern Zhou Dynasty. However, researchers offers varie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tatement of merit (閥閱之辭) due to their conceptions of textual nature. The article starts by analyzing the connotation of key terms, then employs research methods from linguistics, literary criticism, narratology to conduct in-depth analysis of textual nature,textual generation,narrative mode and the intention of the inscription.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appointmentinscriptionwas relevant to the“ceremony for accepting royal inspection duties”(代天子式巡狩禮)of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the statement of merit was compiledwith two different texts to construct the creativeintention of“manifesting virtues and honoring merits”(昭德紀功)by employing narrative techniques such 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rrative perspective, the cause and effect of narrative pattern and so on. In addition,the study further reveals that the statement of merit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JinDaoXiHang”(金道錫行)mineralsroutes. The owner of the ShiShan(士山) bronze vessel was not an envoy responsible for escorting the Marquis of Zhong (中侯) into his capital and installing him as feudal kingdom ruler. Instead, he was a subordinateofficial of the Kuangren(卝人)office in The Rites of Zhou (《周禮》),sent by the Zhou king to inspect and enforce prohibitions at the mines of the states of Zhong (中), Ruo(鄀),Jing(荊),Fang(方). He performed a role akin to that of an inspector or censor, ensuring that locates complied with royal commands and laws. This was aimed at ensuring the smoothness of the“JinDaoXiHang”(金道錫行)minerals routes in western Zhou Dynasty.

Keywords: The Inscriptions on Bronze Vessel; Ceremony for Accepting Royal Inspection; Textualization; JinDao Xi Hang

[原文下載][Download PDF]

一、研究緣起

士山盤（《銘圖》14536），現藏中國國家博物，盤底鑄有97字（其中重文1字）的銘文（圖1、2），為研究西周歷史、冊命禮儀、方國地理、巡狩制度以及“金道錫行”等提供了重要史料。自朱鳳瀚先生刊佈以來，^[1]張聞玉、^[2]李學勤、^[3]黃錫全、^[4]董珊、^[5]晁福林、^[6]陳英傑、^[7]楊坤、^[8]黃愛梅、^[9]李凱^[10]等先生也撰文發表看法。近年來，陳小龍及鄒芙都、^[11]王暉、^[12]李文鳳、^[13]胡寧^[14]以及李春艷与謝澤昊^[15]等先生先後撰文探討士山盤相關問題，使其再次成為學術爭論的焦點。縱觀諸家各說，以往研究成果聚焦於銅器斷代、文字釋讀、文化制度以及相關史學研究等方面，但大抵因學者們對文本性質理解不同而致使盤銘閥閱之辭（statement of merit）釋讀分歧尚多。茲不揣譾陋，擬先立足於關鍵詞探究文本性質，繼而從文本生成角度釐清閥閱之辭來源並運用敘事學知識挖掘文本背後的敘事意蘊，最後探討閥閱之辭關涉西周“金道錫行”。野人獻曝，敬祈專家郢正。

二、文本性質、器主身份以及命辭斷句問題

士山盤銘文是重要的銅器銘文，但因對文本性質理解不同而使閥閱之辭釋讀尚存諸多分歧，譬如器主身份、命辭迄至即是重要分歧之一。銘中“周新宮”“賓”以及“中侯”是理解文本性質的關鍵，現在分述如下。

（一）從“周新宮”“賓”看士山盤銘的文本性質

“周新宮”，金文數見。相較之下，以往對其斷代價值多有關注而對“官署”功能則稍嫌不足。對銘文所見“宮”的“官署”行政功能，李峰先生指出，“西周中期已經發展出對個別行政官署的某些界定，這使得相似行政職務的候選者被安排在相同的建築中接受周王冊命”。^[16]如此可知，“宮”自西周中期起就有了“官署”的功能。

通過對虎簋蓋（《銘圖》5400）、殷簋（《銘圖》5305）釋讀發現，在“周新宮”舉行的冊命具有軍事的性質。命辭顯示，器主“虎”受命協助軍事職官師戲管理“走馬馭人”“五邑走馬馭人”，器主“殷”受命管理“東鄙五邑”。“走馬”，即“趣馬”，《周禮·夏官·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鄭注：“贊，佐也；佐正者，謂校人臧僕講馭夫之時。簡，差也。節猶量也。差擇王馬以為六等。”^[17]如此，趣馬自是校人屬官執掌馬政事務。“馭人”，王翰章及陳良和^[18]、李學勤^[19]諸先生均以為即文獻“馭夫”，《周禮·夏官·校人》“繫一馭夫”，鄭注：“師、趣馬、馭夫、僕夫，帥之名也。”^[17]860此外，何景成先生以為虎簋蓋“師”即是“負責管理周王的虎臣及相關事務的師氏，可以看作時周王禁衛部隊的長官”。^[20]

“五邑”，鄒芙都、查飛能二先生認為“五邑”是名“五”之邑，“是一座位於岐周東面漆水流域的城邑”“是一座以軍事職官為核心領導者的城邑”。^[21]近年，周博先生撰文對“五邑”新說予以反駁，力主“五邑”即數字邑的舊說，但也指出“五邑”具有重要的軍事意義。^[22]撇開具體所指分歧，兩新說全都肯定“五邑”關涉軍事。

不惟如此，在“周新宮”舉行的賞賜也具有軍事色彩。師湯父鼎（《集成》2780）與十五年趞曹鼎（《集成》2784）銘文表明，“師湯父”“趞曹”分別受賜軍事色彩甚濃的攻防類兵器“盛弓、象弭、矢釜、彤欮”與“弓矢、虎盧、九、胄、毌、殳”。至此，有理由相信，“周新宮”迥異於具有濃烈民事行政特點的“師彔宮”，^④當具有軍事行政的官署功能。

藉此推斷，在“周新宮”對士山的冊命也應當具有軍事色彩。不止於此，準確把握“賓”字的語義特徵對明確士山盤銘的文本性質也是有所裨益的。

與“賞”“賜”等賞賜動詞不同，“賓”是一個特定的儀式動詞。王國維先生在《與林浩卿博士論洛誥書》一文說道：“古者賓客至，必有物以贈之。其贈之之事謂之賓，故其字从貝，其義即《禮經》之儐也。”^[23]細味王文，當已點出“賓”字蘊含[+賄贈]的語義特徵。纘前人之緒，楊樹達先生進一步指出：“古禮：凡見使於人，主者必物勞使者以為敬，其事謂之賓。”^[24]楊氏注意到“賓”使用場合具有儀式性。之後，日本學者高嶋謙一指出，“‘賓’並沒有‘贈送’的義項，只是在‘賓’的儀式中有敬獻禮物這回事”“作為儀式動詞，禮物的敬獻是其所指內容不可缺少的一個方面。”^[25]可見高氏業已明確指出金文中的“賓”字具有[+儀式]語義特徵。洞悉把握儀式動詞“賓”的語義特徵自是有助於理解士山盤銘的文本性質。

彝鼎資料顯示，“賓”字大多與“使”（小臣守簋，《集成》4181）、“安”（作冊睘卣，《集成》5407）、“寧”（盂爵，《集成》9104）諸動詞連言用於出使、聘問類銘文中，此為研治鐘彝銘文學者所熟稔。大抵受此誤導，多數學者先入為主將士山盤銘中“賓”理解關涉聘問禮。不過，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賓”也不乏與“省”“伐”等巡狩動詞連用，例如（釋文尽量不作嚴格隸定，徑寫通行字）：

（1）史頌鼎：唯三年五月丁巳，王在宗周，令史頌省蘇……蘇賓璋、馬四匹、吉金。（《集成》2787）

（2）文父丁簋：癸巳，賞小子䍙貝十朋，在上□，唯令伐人方䍙，賓貝。（《集成》4138）

（3）繁簋：唯十又一月初吉辛亥，公令繁伐于㠱伯，㠱伯蔑曆，賓柀廿、貝十朋。（《集成》4146）

銘中“省”字，作巡省、巡行理解。《說文》“省，視也”，段注：“省，察也。”^[26]從字形來看，《中甗》中的“省”本作通用體“眚”，《史頌鼎》中的“省”原篆則是繁化增添意符“彳”“言”,[+周行視察]的語義特徵得以彰顯。翻檢金文資料，當“省”用作“巡省”義時，習見與“遹”連言，《㝬鐘》（《集成》0260）“王肇遹省文武勤疆南國”、晉侯蘇鐘（《銘圖》15298）“王遹省東國、南國”，即為其證。馮時先生指出，“遹省”即天子巡守之制，金文凡遹省必由天子親為；天子不親省而命臣工省視，或但述臣工之省，兩周金文則皆曰“省”。^[27]例（2）（3）“伐”字，舊釋“征伐”，黃錦前先生近年改釋“省視、安撫”，“大致相對應金文中的常見的表示‘巡視’意義的‘省’”。^[28]

總體來看，根據“周新宮”的行政官署功能推斷得知，器主“士山”銜負王命前往“南土”方國又具有軍事色彩。與此同時，從“賓”的語義特征來看，“士山”銜負王命前往“南土”諸侯國又帶有非軍事色彩。這不得不促使將目光聚集於西周巡狩禮。原因在於，商周的巡狩不僅是王者對歸服方國監察、征伐、武力威懾的軍事行為也是王者向方國會盟、索貢與舉行宗教祭祀以鞏固王權的重要舉措。總而言之，士山盤銘或是一篇事涉西周巡狩禮的冊命銘文。

（二）從“中侯”看器主“士山”的身份

細繹銘文發現，器主“士山”的身份也暗合士山盤銘是一篇事涉西周巡狩禮的推斷。為便於論述，在論述器主“士山”身份前需先要談談“中侯”的意涵。

“中”，原篆从茻从中，作部族名或方國名。“中”地望，張亞初先生聯繫隨州均川劉家崖墓葬出土的盅鼎、泈叔鼎等銅器指出，“在隨縣（今隨州市，筆者按）均川附近”；同時，張先生以銘辭“辛中姬皇母作尊鼎 ”（《集成》2582）為據力證“中”國為姬姓。[29]近年來，鄒芙都、馬超二先生旁徵博引申述張說。[30]考慮到命辭涉及的地名大致在漢水、淮河流域地區（詳見下文），張說可據。

“侯”之本義，裘錫圭先生認為“侯”由職官名稱演變而來，原是“駐在邊地的保衛王國的主要武官”，不僅“地位重要”而且“掌握的武力也強”，“斥候”大略在商代後期逐漸發展成為侯國。[3]]對於西周封國國君受命稱“侯”的情況，朱鳳瀚先生指出，“侯是王朝派駐邊域的外服軍事職官”並且“侯國在很大程度上還具有王國內的政區性質”。[32]此外，資料顯示，西周金文中所見諸侯是指被周王冊命侯於某地的封國之君，所在之地都是護衛王朝的軍事重地，同時封地或附近駐紮有周王直接控制的師旅，對周王朝有藩屏依仗之用不言自明。[33]

最新，鄭威、張璐贇二位先生在《西周南土的政治網絡與王朝治理》一文中指出，西周南土諸侯邦國與族群可歸納成核心邦國、重要邦國、一般邦國以及蠻夷外族四個政治等級；其中“居於南土重要區域且明確具有‘侯’稱的姬姓宗親和異姓姻親”的核心邦國是“南土諸侯國中地位最高、責任最重的政治群體”，也是“地方封國體系中的重心，在軍事職能外，還承擔運輸銅器鑄造所需礦料以及收聚貢賦的經濟職能”。[34]同時，孟浩、彭邦本兩位先生在其論文《西周外服封建體系整合論析》中也發表相似見解。[35]

藉此推斷，地處隨州均川附近的姬姓宗親“中侯”自是在承擔起藩衛屏藩王室、鎮靖邊陲的同時也應當要承擔繳納貢賦、軍事協助的職責。析其緣由，正如楊永生先生所言，“西周封建制下諸侯兼具一國之君和天子之臣的雙重身份”。[36]

之前，對於器主“士山”在“徵鄀、荊、方服眔大虘服、履服、六蠻服”前為何需先“于入中侯”，以往研究恐難圓滿解釋清楚。難得的是，最新研究帶來新的思考。陳樹祥、王定興二位前輩指出，“（西周鄂東南銅礦業）或由西周王朝授權同姓諸侯進行管理，周王朝‘卝

人’進行監管，不定期派官員到諸侯之地礦山‘巡其禁令’”。[37]

最近，錢靜軒先生也發表相似意見，皖南沿河地區的銅礦冶煉場“極可能是由區域內的精英階層組織和管理的”“這些區域內的‘大人物’不僅控制了當地的銅礦資源，還能夠動員相當多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到冶煉場的生產中”。[38]又《周禮·地官》“卝人”屬官有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饒有興味的是，器主“山”所任官職也是“士”。

綜上可知，與周王同姓的“中侯”在擔起鎮靖邊陲、藩衛屏藩王室職責、提供軍事協助的同時也應兼有職管漢水淮河流域某地域銅礦業的職責，而器主“士山”則即周王朝派遣到諸侯礦山“巡其禁令”的“卝人”屬官。

還需要說明的是，西周中晚期的歷史背景也支持上述推斷。陳建立、張吉等先生研究指出，由於“西周中晚期長江中下游沿江地帶從鄂東到皖江、寧鎮形成多個冶金業中心”的冶鐵業發展打破了“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早期的青銅物料在中原與南方之間雙向流動”的局面，所以“在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中期，中原地區鑄銅所需的銅、錫、鉛幾乎全部仰給於南方”。[39]由此可見，周王派遣器主“士山”前往“南土”諸侯礦山“巡其禁令”甚是契合當時歷史背景。

行文至此，不難明白“士山”之所以先要“于入中侯”，除尋求軍事協助、徵收職貢之外，器主“士山”銜負王命前往諸侯礦山‘巡其禁令’的使命及與周王同姓的“中侯”具有管理漢水淮河流域銅礦的職責也是重要原因。

概而言之，器主“士山”銜負王命前往“南土”諸侯國具有軍事色彩的同時也帶有非軍事色彩，這不得不促使將目光聚集於西周巡狩禮。也就是說，士山盤銘或是一篇事涉西周巡狩禮的冊命銘文。器主“士山”是周王派遣到諸侯礦山“巡其禁令”的官員。如此，兩者大可彼此印證、相互發明。

職是之故，結合廷禮類銘文中“拜手稽首”是廷禮現場行為的紀實銘辭的認識，以及“于入中侯，延徵鄀、荊、方服眔大虘服、履服、六蠻服”與“中侯、鄀、方賓貝、金”的敘事視角有別（詳見下文），筆者傾向於士山盤銘文命辭迄至當如陳英傑、^[7]11陳小龍^[11]11以及胡寧^[14]92的看法，即止於“蠻服”之後。

三、文本構成與創作宗旨

上文詳細論證士山盤銘當是一篇事涉西周巡狩禮的冊命銘文，進而藉此主張命辭迄至當止於“蠻服”之後。下文擬從文本生成，文本敘事進行相關研究。為便於論述，茲將盤銘（釋文不作嚴格隸定，徑寫成通行字）迻錄於下：

唯王十又六年九月既生霸甲申，王在周新宮。王格大室，即位。士山入門，立中廷，北嚮。王呼作冊尹冊命山。（王若）曰：“（士山），于入中侯，延徵鄀、荊、方服眔大虘服、履服、六蠻服。”“中侯、鄀、方賓貝、金。”山拜稽首，敢對揚天子子丕顯休。用作文考釐仲寶尊盤盉，山其萬年永用。

士山盤銘內容可分四節：第一節，從銘首到“王呼作冊尹冊命山曰”屬述事之語，敘述正式冊命前的各項儀節；第二節，自“于入中侯”到“徵鄀、荊、方服眔大虘服、履服、六蠻服”是器主受命之辭，周王任命使臣“士山”銜命巡狩江淮方國；第三節，自“中侯、鄀、方賓貝、金”到“敢對揚天子子丕顯休”屬述事之語，敘述“中侯、鄀、方三方國”饋贈禮品、“士山”行跪拜禮答謝以及對揚王休之事；餘下內容則屬末節，是作器獻辭及祈匄之語。

（一）冊命情境還原

“冊命”又稱作“策命”，《周禮·春官·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鄭注：“策，謂以簡策書王命”。[40]可見“冊命”即拜官授職，但凡天子拜官授職須舉行此典禮。因冊命制度而生成的冊命銘文，自是一種具有儀式性的文本。從文本生成角度看，士山盤銘是經過儀式的文本化而生成的。

盤銘第一節是冊命前各項儀式環節的真實再現，是冊命前相關儀式的文本化。具體來說，“唯王十又六年九月既生霸甲申，王在周新宮”“王格大室，即位。士山入門，立中廷，北嚮”“王呼作冊尹冊命山”分別概括了冊命時間、周王抵達祖廟，受冊者即位以及王呼史官宣讀冊書的儀式環節；其後銘中“曰”殆即“王曰”或“王若曰”省略，乃敘述者提示語以表引用冊命辭，自是記言的標誌。

第二節當對應史官宣讀命辭的環節，即原生命書的片段式文本化。[11]禮書記載，原生命書不僅要抄寫副本還要上告宗廟。《周禮·春官·內史》“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鄭注：“貳，副寫藏之。”賈疏：“謂王有詔敕頒之事，則當副寫一通，藏之以待校勘也。”^[40]820《禮記·祭統》“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孔疏：“舍奠于其廟者謂受策命。卿大夫等既受策書，歸還而釋奠於家廟，告以受君之命。”[41]研究表明，原生命書的體式一般為述祖、贊善及封賞三段式結構。[42]盤銘命辭“于入中侯，延徵鄀、荊、方服眔大虘服、履服、六蠻服”錄於銘文較為簡略，無疑是原生命書最關鍵片段的迻錄。

第三節當對應受命者歸來的告成儀式，即儀式言辭的文本化。細繹銘意，銘辭“中侯、鄀、方賓貝、金”的敘事視角已由第二人稱限知敘事轉到第三人稱全知敘事，[12]故不宜將其視為命辭部分，可視作告成儀式的片段式文本化，目的在於交代士山履行權責的結果。相仿情境者見於乖伯簋（《集成》4331）中“王命益公征眉敖，益公至告”、靜方鼎（《銘圖》2461）“令師眔靜南國相，設居，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

當然，最顯豁的例子當推史頌鼎（《集成》4232），其銘有曰：“唯三年五月丁巳，王在宗周，令史頌省蘇，囗友里君、百姓帥隅盩于成周，休有成事，蘇賓章、馬四匹、吉金。”不寧唯是，也與傳世典籍記載若合符契。《尚書·虞夏書·舜典》：“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43]對於“格于藝祖”之“格”，昔多訓“至”，而今人顧頡剛、劉起釪兩位先生則認為“此處應如‘格汝舜’之‘格’，訓為‘告’始合文義”。[44]據上引注解可知，《舜典》“格于藝祖”即言巡守歸來須行告成之禮。

不可否認，鑒於歸來告成、飲至策勳是互為聯承的兩個典禮，銘辭“中侯、鄀、方賓貝、金”也可理解是告功於宗廟後飲至策勳儀式言辭的片段化截取。資料顯示，巡狩歸來需要舉行飲至禮，譬如周公東征鼎《集成》2739）：“唯周公征于伐東夷，豐伯、薄姑，鹹，公歸于周廟。戊辰，酓秦酓。公賞貝百朋，用作尊鼎。”譚戒甫先生認為“酓秦酓”讀為“飲臻飲”，即春秋時的“飲至”。[45]清華簡《耆夜》：“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還，乃飲至于文大室。”整理者指出：“簡文講述武王八年伐黎大勝之後，在文王太室舉行飲至典禮，武王君臣飲酒作歌的情事。”[46]傳世典籍亦見相似記載。《尚書·虞夏書·舜典》“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孔傳：“岱宗，泰山，為四嶽所宗，燔柴祭天告至。”^[43]127等等。

飲至時，常伴隨策勳或書勞等環節。《左傳·隱公五年》“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楊伯峻注“飲至”：“凡國君出外，行時必告于宗廟，還時亦必告於宗廟。還時之告，于從者有慰勞，謂之飲至。其有功勞者書之于策，謂之策勳或書勞。”[47]禮書記載，飲至策勳不僅有專門官員負責還需書之於策。《周禮·夏官·司勳》：“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48]職是之故，將銘辭“中侯、鄀、方賓貝、金”理解為告功於宗廟後飲至策勳文本的片段化截取，亦合乎情理的。

前文注釋已述及，“拜手稽首”或“拜稽首”是廷禮現場行為的紀實銘辭。基於此，銘辭“山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休”，應當分別是告成禮或飲至策勳典禮上跪拜儀節、言語的記錄。檢閱出土銅器材料，《小盂鼎》中“盂拜首”即是告廟後跪拜儀節的記錄，便是佐證。銘文末節徑綴獻辭與嘏辭套語，無需贅述。不過，需要留意的是，銘文前三節內容是敘事者在“追溯回憶”昔日往事，唯銘文末節則是立足當下與未來。

（二）敘事模式

士山盤銘記事較為簡略，但閥閱之辭所記兩件事則發生於不同時間，關聯性甚為鬆散，是“散點串珠”[13]的隱形結構。此多事件複合敘事模式與榮仲鼎（《銘圖》2412）並無二致。榮仲鼎銘有曰：

王作榮仲序，在十月又二月生霸吉庚寅，子賀榮仲瑒瓚一、 牲大牢。己巳，榮仲速芮伯、㝬侯、子，子賜白金鈞，用作父丁䵼彝。史。

縱觀榮仲鼎銘文，近四十字閥閱之辭竟述四件事，“庚寅”“己巳”相距四十天，橫跨兩年，反映出“敘事文本中‘故事時間’與呈現故事的‘話語時間’在各自時長上並不對等的真實狀況”。[49]進一步探究多事件複合敘事模式則背後涉及敘事時距。

法國學者熱拉爾·熱奈特在分析文本時間（敘述時間）與故事時間（事件發生前後）關係時將敘事時距分為概要（文本時間＜故事時間）、停頓（故事時間=0，文本時間=∞）、省略（文本時間=0，而故事時間=∞）、場景（文本時間=故事時間）等。[50]就士山盤銘閥閱之辭而言，其敘事節奏總體上經歷“較快——勻速——加快——較快”的變化，敘述者對敘事時距的安排交替使用概要、場景、省略以及再次概要的敘事策略。

士山盤銘第一節，開篇采就運用概要敘述交代冊命舉行的時間地點，繼而在運用場景敘述中又略帶點延緩減速的策略聚焦於冊命場景，採用第三人稱全知視角客觀詳細地敘述冊命天子、儐者、史官和受命者等資訊，再現了生動的歷史畫面，給人一種敘事者記述信史的感覺，彰顯出儀式的莊嚴肅穆，冊命的神聖感。

第二節是主體事件的記載，運用場景敘述，敘述者轉入第二人稱限知視角聚焦冊命辭，強化命辭出自周王以彰顯受命神聖性、權威性與合法性以及受命者所受的恩寵與榮耀；與此同時，也正是由於“原生形態的冊命之文，體現的是一種君臣之間權責契約式關係”，[51]而彰顯受命者的職權與義務。

比勘相關銘文不難發現，第二三節間運用省略敘事，不僅略而未錄冊命禮儀中“拜手稽首”“受命冊”“佩以出”“反入堇章”等[14]相關資訊也忽略受命出發祭祀告廟、巡狩過程等內容。閥閱之辭末節，敘述者又回至概要敘述歸來告成的履行權責結果。

誠如前文所述，本盤銘“中侯、鄀、方賓貝”之情形與乖伯簋“益公至告”（《集成》4331）、靜方鼎“至告于成周”（《銘圖》2461）、史頌鼎“蘇賓章、馬四匹、吉金”（《集成》4232）相仿。深究背後緣由，就在於全都遵循相同的敘事模式，即先述授命作器者再述歸來告廟的因果敘事模式。可資此敘事模式者，愚意以為當推同屬西周中後期的引簋（《銘圖》5299）：

唯正月壬申，王格于龔太室。王若曰：“引，余既命汝更乃祖纘司齊師，余唯申命汝，賜汝彤弓一、彤矢百、馬四匹，敬乃御，毋敗績。”引拜稽手，對揚王休，同隨追，俘呂兵，用作幽公寶簋，子子孫孫寶用。

從銘文內容看，器主曾被冊命“更乃祖纘司齊師”，時王重申舊命。之所以如此，大抵如《論語·季氏》所言：“天子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52]不啻如此，引簋銘後文載器主被賜予彤矢的政治意涵，猶如虢季子白盤銘（《集成》10173）“王賜乘馬，是用佐王；賜用弓，彤矢其央；賜用鉞，用征蠻方”及新出土的曾公求鐘銘“賜之用鉞，用征南方”，[53]意在凸顯器主被授予征伐大權，即“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禮記·王制》）。[54]故引簋命辭敘述結構可作如下總結：先言器主受命“更乃祖纘司齊師”，次言器主奉命“同隨追”，再言器主奉命“俘兵”。

簡而要之，“士山”南巡當與“引”作戰相若：事先不僅需要被授權才能奉命行事，完成使命後還需要言明奉命行事結果。換而言之，士山盤閥閱之辭採用了因果敘事模式。

（三）敘事意蘊

若上文推斷不誤，士山盤閥閱之辭則不僅始於周廟亦終於周廟；背後的敘事意蘊值得玩味。正如前文所言，閥閱之辭始於周廟旨在強化命辭出自周王以彰顯受命神聖性、合法性以及受命者所受的恩寵與榮耀。究其根源，誠如日本學者白川靜先生所言，“古代的貴族制，其本質上是經由靈的交通結成共同體而成立起來的”“此等禮儀，其所以一定要在祖廟或當地的聖所舉行，乃是因為當時人認為這種必須有神明臨鑒才行，大有在神靈之前誼盟約定的意思”。[55]大抵正因如此，“具有政治性的冊命禮又因美感的神聖性賦予受賞者更為崇高的使命感”。[56]

明乎於此，不難看出，前半部的閥閱之辭“于入中侯，延徵鄀、荊、方服眔大虘服、履服、六蠻服”是言在神靈之前誼盟約定，即清華簡《封許之命》篇中的“尚純厥德，膺受大命”。[57]藉此可見，“士山”歸來於告成禮或飲至策勳典禮上稟告“中侯、鄀、方賓貝、金”的閥閱之辭終於周廟，不僅說明“士山”碻然恪守臣職、履行權責，更是凸顯不辱使命、效忠王室的政治意涵。

不止於此，閥閱之辭敘事背後意涵所體現的彰功頌德也契合西周銘文中的自述型銘文“明德”主旨。郭倩先生指出，諸如師望鼎（《集成》2812）、虢叔旅鐘（《集成》238）、大克鼎（《集成》2836）、禹鼎（集成2833）等自述型銘文已顯示出西周貴族對“明德”言論的自覺意識。[58]更為重要的是，閥閱之辭敘事背後意涵也契合周人彰功頌德以示子孫的鑄器撰銘用意，即“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左傳·襄公十九年》）。[59]此引文清晰表明，青銅銘文創作既要“銘其功烈以示子孫”也要“昭明德而懲無禮”。由此觀之，士山盤銘的閥閱之辭正契合此撰銘用意。

除此而外，士山盤銘不以金文習見“子子孫孫永寶用”作結，而以“山其萬年永用”束尾，也蘊藏特殊的敘事意涵。祈匄語“山其萬年永用”乍看平淡無奇，即器主“士山”祈盼祖考賜予永命而已。細繹銘發現文，實則器主“士山”藉此向天子宣誓效忠。縱使他日謝世，恪守臣職、效忠王室之心亦矢志不渝。此又可與閥閱之辭中敘述生前恪守臣職、不辱使命之事，相互發明。總而言之，士山盤銘文平淡言語間無不流露“昭德紀功以示子孫”的敘事思想。[60]

綜上得知，盤銘的閥閱之辭由兩不同語料編纂而成，[15]其中命辭“于入中侯，延徵鄀、荊、方服眔大虘服、履服、六蠻服”是原生命書的片段式文本化，銘辭“中侯、鄀、方賓貝、金”則是告成儀式或飲至策勳言辭或文本的片段式文本化。不僅如此，藉由剖析士山盤銘文文本的敘事模式及敘事意蘊發現，銘文文本通過敘事視角轉換、因果敘事等手法將“于入中侯，延徵鄀、荊、方服眔大虘服、履服、六蠻服”“中侯、鄀、方賓貝、金”兩看似片段性化敘事語料加以編纂，以構建起頌德彰功的銘文創作目的。[16]

四、閥閱之辭與“金道錫行”

既然士山盤銘的文本性質與敘事意蘊已明，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就隨之而來：閥閱之辭“于入中侯，延徵鄀、荊、方服眔大虘服、履服、六蠻服”“中侯、鄀、方賓貝、金”究竟關涉什麼呢？

“金道錫行”一詞，見於曾伯漆簠（《合集》4632）銘文，有學者指出即商周時期銅、錫等青銅原料的運輸路線。[61]前文已述，器主“士山”是周王派遣到“中”“鄀”“荊”“方”等方國礦山“巡其禁令”的“卝人”屬官。如此，“士山”之所以銜負王命巡狩“南土”方國意在疏通周王朝銅、錫青銅原料輸送通道的暢通。倘若置於懿王“時期王室遂衰”（《史記·周本紀》）的時代背景加以審視，[17]“士山”這樣的使命尤顯重要。換而言之，命辭“于入中侯，延徵鄀、荊、方服眔大虘服、履服、六蠻服”當與曾伯漆簠銘文中所言的“金道錫行”有關。現就相關問題申述於下。

“中”的地望，前文援引張亞初先生研究表明，“在隨縣（今隨州市，筆者按）均川附近”，與姬周同姓，是“漢陽諸姬”之一。^[29]27“鄀”，《左傳·僖公二十五年》“秋，秦晉伐鄀，楚鬭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杜注：“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於南郡鄀縣。”[62]朱鳳瀚先生依杜注主張“鄀”在今陝西商洛地區之商州東南、河南淅川西南一帶。^[1]6之後，黃錫全先生認同朱說，進一步補充，“應是有局限範圍的”。^[4]62

當然，也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黃錦前先生認為銘中“鄀”即“下鄀”在今湖北省宜城一帶。[63]又，李家浩、[64]张志鹏及尹俊敏[65]等先生也主張“下鄀”地即今宜城東南。從命辭來看，“士山”在“于入中侯”後隨即“徵鄀”，愚意以為當以與“中”地（隨州市均川）較近的“宜城”說為優。

“荊”即楚，李學勤先生論述清華簡《楚居》“至酓繹與屈紃，使鄀嗌卜徒於夷屯，為楩室”時曾援引昭王時器京師畯尊（《銘圖》11784）“王涉漢伐楚”及古本《竹書紀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荊涉漢”及《左傳》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明確指出，楚都當在西周早中期位處漢水以南的荊山一帶。[66]王暉、^[12]58-59王坤鵬[67]二位先生亦持相似意見。

“方”，程浩先生與清華簡《楚居》“逆上汌水，（季連）見盤庚之子，處於方山”中的“方山”聯繫起來，^[68]很有啟發意義。“方山”，宋華強先生在其論文《清華簡楚居1—2號與楚人早期歷史傳說》以《水經·沔水注》“沔水又東徑方山北”為據主張即湖北襄樊西方山。^[69]從上述盤銘“荊”地望處於漢水以南的荊山一帶來看，宋說當可信。而且，“襄樊”即今襄陽，地處漢水中游，與盤銘“中”的地望即今隨州均川相去不遠，也與荊門相距不遠。眾所周知，位於湖北荊門的蘇家壟遺址在周代“金道錫行”上具有極其重要地位。^[70]綜合以上論述得知，上揭“中”“鄀”“荊”及“方”諸地都與蘇家壟遺址相隔未遠。

圖3  周代南方地區“金道錫行”示意圖

（底圖采自易德生《周代南方的“金道錫行”試析——兼論青銅原料集散中心“繁湯”的形成》，《社會科學》2018年第1期^[18]）

“大虘”，黃錫全先生謂位於靠近荊楚的荊山附近睢山一帶；^[4]64其後，陳小龍、鄒芙都二先生認為與登鐸（《銘續》[19]1048）銘之“”為同一方國，主張其地望在今南陽盆地附近。^[11]29將盤銘“虘”與登鐸（《銘續》1048）繫聯起來極富有啟發。前些年，許可先生將登鐸中“”與包山楚簡中“陵”聯繫起來，認為當在今河南信陽市下轄縣潢川西南一帶。[71]如此，“大虘”則處於在今信陽市潢川縣西南一帶。“大虘”地望縱然尚未坐實，但將之定於漢水、淮河流域一带當不致大謬。至於“六”“蠻”的地望，黃錦前先生則認為全在漢、淮流域一帶或鄰近地區為是。^[72]

不可否認，銘中部分方國地望不明或理解不一，但從幾成共識的“中”“荊”“六”以及其它方國地理來看，辭中涉及的方國位於漢水、淮河流域地區，當是不容置疑的事實。

考古礦冶遺址資料表明，漢水、淮河流域（長江以北，漢江以東，即隨棗走廊）自古就是重要的銅礦資源中心。對此，易德生與黎海超二位先生已有詳論。[20]故而於此僅略舉數例以示之，譬如大冶銅綠山古礦遺址、[73]陽新港下礦井遺址[74]與江西的瑞昌銅嶺銅礦遺址，[75]以及安徽的大工山-鳳凰山銅礦遺址、[76]銅陵師姑墩遺址，[77]銅陵金牛洞銅礦古採礦遺址，[78]等等。

耐人尋味的是，士山盤銘中的諸方國大致處於周代輸送銅、錫等青銅原料的“金道錫行”路線的區域內。易德生先生研究表明，西周王朝南方的“金道錫行”可能有兩條主幹道，即途經江漢間的“金道錫行”和途經江淮間的“金道錫行”，並且每條路線還存在若干支線。江漢間的“金道錫行”大致如下：來自長江中下游的銅、錫原料，沿漢水之東及隨棗走廊（位於隨棗走廊的曾國，近些年出土的一些銅器，已明確表明曾國有“君庇淮夷、臨有江夏”及維護“金道錫行”的作用），經南陽盆地，到達洛陽或西安，或者自鄂東南穿越桐柏——大別山的某些隘口（包括但不限於“義陽三關”），經今信陽或其所屬縣市，到達洛陽；江淮間的“金道錫行”則相對簡單，產自長江中下游的青銅原料沿江到皖南一帶，北過長江，經江淮及淮河中上游地區，然後輸送至洛陽及中原地區。[79]

從地望來看，上揭如“中”“荊”“方”“大虘”“六”等方國所轄的地區大致處於“金道錫行”線路的範圍圈（圖3）。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上揭盤銘諸地地望無太大謬誤，器主“士山”到南土諸國“巡其禁令”的路線應該是：從“周新宮”領命後直奔成周，經由南陽到達地處隨州均川的姬姓“中侯”國“巡其禁令”並尋求軍事協助，再藉此分別向西、向東到“鄀、荊、方”及“大虘”“履”“六”“蠻”諸國“巡其禁令”。結合最新研究得知，器主“士山”南巡路線契合周代成周以東“周道”路線之一，即“周人自成周向東南經略淮夷的交通要道”。^[80]與此同時，也與周昭王伐楚路線大多重合。高崇文先生研究指出，周昭王“涉漢伐楚”的路線即“從成周出發，經南阳盆地而到達漢東的隨、鄂之地，親率駐守在曾、鄂的王師，由‘漢東’向漢西”進發‘涉漢伐楚’。^[81]兩者主要區別在於，相較之下“士山”南巡最遠抵達淮河流域。以上兩點，恐非巧合，權且視作士山盤閥閱之辭關涉“金道錫行”的旁證。

簡單地講，器主“士山”是周王朝派遣到“中”“鄀”“荊”“方”等方國礦山“巡其禁令”的官員，其南巡重要的政治使命意在加強“中”“鄀”“荊”“方”等南土方國的管控，以保障西周王朝銅、錫青銅原料輸送通道的暢通。

五、結語

綜上所述，文章以關鍵字“周新宮”“賓”及“中侯”為切入點，推定士山盤銘是一篇關涉西周巡狩禮的冊命銘文，故筆者傾向於士山盤銘文命辭迄至當止於“蠻服”之後。不僅如此，從文本生成角度看，盤銘的閥閱之辭由兩不同語料編纂而成，其中命辭“于入中侯，延徵鄀、荊、方服眔大虘服、履服、六蠻服”是原生命書的片段式文本化，而銘辭“中侯、鄀、方賓貝、金”則是告成儀式或飲至策勳言辭或文本的片段式文本化。

與此同時，藉由剖析士山盤銘文文本的敘事模式及敘事意蘊發現，士山盤銘文本藉由視角轉換、因果敘事等手法將“于入中侯，延徵鄀、荊、方服眔大虘服、履服、六蠻服”“中侯、鄀、方賓貝、金”兩不同的片段化敘事語料加以編纂，以構建起頌德彰功的銘文創作目的，即《左傳·襄公十九年》“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59]1968究其根源，誠如巫鴻先生所言，“從商末開始，銘文的強調對象逐步從祖先神明轉向活著的信眾。盡管大多數西周青銅器仍是奉獻給死去的祖先的，但是奉獻本身成為其在世子孫們生活中重要事件的結果”“因此，青銅禮器的意義和功能——包括其紀念碑性——便發生了一個重要的轉化：這些器物的主要意義不再是在禮儀中與神明交通的器具，而更多地成為展示生者現世榮耀和成就的物證。”[82]顯而易見，追求銘文的“紀念碑性”自是器主“士山”整合兩不同語料編纂成閥閱之辭的內在驅動力。

除此之外，研究還發現，器主“士山”不是如先前所言那般即護送“中”侯進入其都邑而立為君的使者，而是周王朝派遣到“中”“鄀”“荊”“方”等方國礦山“巡其禁令”的“卝人”屬官。南巡主要使命意在加強“中”“鄀”“荊”“方”等南土方國的管控，以保障西周王朝青銅原料銅、錫的獲取。總而言之，士山盤命辭與西周王朝用以輸送銅、錫等青銅原料的“金道錫行”有緊密關係。

【基金項目】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出土文献与上古文学关系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20&ZD264。初稿完成後，承蒙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李發先生審閱指正。本文曾先後在甘肅簡牘博物館舉辦的第4期“‘簡述中國’學術沙龍”（2024年6月1日）、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舉辦的“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40周年紀念會暨古文字與古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2024年11月17日）上宣講。在“‘簡述中國’學術沙龍”上，承蒙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洪帥先生及楊同軍先生賜正。謹此一併致謝。本版在初稿基礎上作了適當刪減與補充。

【作者簡介】龍正海（1978-），男，苗族，湖南凤凰县人，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商周甲骨文、金文研究。

^[①] 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本文簡稱《銘圖》。

^[②]參閱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西周銅器銘文的性質》，《考古學研究（六）——慶祝高明先生八十壽辰暨從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343-374頁。

^[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本文簡稱《集成》。

^[④] 參閱李峰：《青銅銘文中所見的“官署”及西周政府的行政制度》，尹沛霞，姚平，陳致：《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萃：上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22-129頁；李峰：《西周的政體：中國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國家》，吳敏娜，胡晓軍，許景昭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第122-126頁。

^[⑤]參閱何平立：《商代巡狩征伐與方國關係論略》，《軍事歷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83-91頁；李凱：《晉侯蘇編鐘所見的西周巡狩行為》，《文物春秋》2009年第5期，第3-8頁。

^[⑥] 在以往研究中，有學者留意銘文關涉巡狩禮，惟因研究角度和側重點不同而尚未能展開討論。參見陳英傑：《士山盤銘文再考》，《中國歷史文物》2004年第6期，第13-15頁；晁福林：《從士山盤看周代“服”制》，《中國歷史文物》2004年第6期，第3-8頁。

^[⑦] 辭中“于入中侯”四字殊為難解，綜觀目前的研究，主要有兩種解釋：一者護送說，李學勤《論士山盤——西周王朝干預諸侯政事一例》為代表；二者巡狩說，晁福林《從士山盤看周代“服”制》為代表。今按：士山之所以先要“于入中侯”，原因在於除尋求軍事幫助、徵收職貢外，從陳樹詳、王定興兩位先生研究成果來看，士山“巡其禁令”之使命與周王朝同姓“中侯”管理漢水淮河流域某地域銅礦之職責使然，故第二種巡狩說為優。参阅李學勤《論士山盤——西周王朝干預諸侯政事一例》，《遯亨集——呂紹剛教授古稀紀念文集》，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38-43頁；晁福林：《從士山盤看周代“服”制》，《中國歷史文物》2004年第6期，第5-9頁。

^[⑧] “卝”即“礦”，《說文·石部》以為即古文礦。《周禮·地官·司徒》“卝人”鄭玄注：“卝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周禮·地官·卝人》記載其職權有曰：“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參閱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大徐本）卷九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754頁；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第三十三，阮元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700、748頁。

^[⑨] 朱鳳瀚先生在其論文《也論西周金文中的“拜手稽首”》中將“拜手稽首”置於整個西周金文中審視其使用性質，詳細辨析金文“拜手稽手”施用的不同語境，明確指出廷禮類銘文中“拜手稽首”是廷禮現場行為的紀實銘辭，即作器者在現場所行致謝行為的實錄。或許正緣於這樣的認識，朱先生力主士山盤銘辭“拜稽首”是作器者“士山”現場行為的記實銘辭，甚是合乎情理，不過認為“士山盤銘文‘山拜稽首’前的內容亦應該是王冊命語句”則恐有未安。細繹銘意可知，“于入中侯，延徵鄀、荊、方服眔大虘服、履服、六蠻服”與銘辭“中侯、鄀、方賓貝、金”的敘事視角迥殊。故綜合來看，筆者傾向於盤銘主體內容猶如大鼎蓋銘（《集成》4298）與吳虎鼎銘（《銘圖》2446）一般皆為兩不同語料編纂而成。參閱朱鳳瀚：《也論西周金文中的“拜手稽首”》，北京：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青銅器與金文》第3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16頁。

^[⑩]參閱陳彥輝：《周代冊命禮與冊命銘文的體制》，《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第58-61頁；李冠蘭：《毛公鼎銘文本性質考辨——兼論西周中晚期一類冊命文的文本形態及其生成機制》，趙逵夫主編：《先秦文學與文化》第7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06-230頁；李春蘭：《西周冊命銘文的文本生成》，《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第6期，第36-44頁；李明陽：《西周冊命銘文的文體生成》，《長江學術》2021年第4期，第28-36頁。

^[11]李峰先生指出，“許多銘文尤其是‘冊命金文’中包含的一部分內容顯然是從竹木簡上的官方‘任命書’中移錄過來的，而這些‘任命書’正是作器者直接從周王處領到的”。對於冊命銘文直接迻錄命冊或命書中內容的情況，徐義華先生也曾有精到論述，此不贅引。參閱李峰著：《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徐峰譯，湯惠生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3頁；徐義華：《早期文獻中的文本引用與中國早期史學的人本化》，《史學月刊》2023年第9期，第102頁。

^[12] 需要說明的是，有關敘事視角的轉換，兩周銘文不乏其例，譬如西周中期九年衛鼎銘（《集成》2831）、晚期五年琱生簋銘（《集成》4292），以及戰國早期洹子孟姜壺（《集成》9730），便是顯例。在九年衛鼎銘辭“廼舍裘衛林□里，厥唯顏林，我舍顏陳大馬兩”中，前稱“裘衛”而後則稱作“我”，自是由第三人稱視角轉換成第一人稱視角。至於洹子孟姜壺，前文從齊侯的角度稱為“齊侯女雷”，其所記的內容也主要是齊侯的行為；後文則從“洹子孟姜”角度稱作“洹子孟姜”，所記內容主要是洹子孟姜的祈禱，前後文呈現的敘事視角差異很是明顯。究其實，此篇銘文“前後兩部分也是取自不同的文本，由編纂者將二者集錄在一起而撰成的”。相較之下，五年琱生簋稍顯複雜，“前面記為‘琱生有事’，為第三人稱視角，到後面稱‘余獻’‘余惠于君氏大璋’，則轉變成第一人稱視角，到‘琱生則堇圭’，又轉變為第三人稱視角”。綜合而言，整合文本成為新的篇章已是周代銘文創作的重要方法之一。參見徐義華：《早期文獻中的文本引用與中國早期史學的人本化》，《史學月刊》2023年第9期，第103頁。

^[13]夏繼先先生指出，《左傳》敘事時按時間順序記述了一些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發生的零碎事件，粗略看來，這只是簡單的事件實錄，但是，只要將相關的事件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出其中的關聯，就可以理解作者意圖所在。今按，夏先生用雖然這幾個字來概括《左傳》敘事結構，但他指出的“散點串珠式”的隱形結構在先秦作品中甚有普遍性，故於此加以引用。參閱夏繼先：《〈左傳〉敘事結構研究》，《河南社會科學》2012年第4期，第84-85頁。

^[14] 陳漢平先生指出，冊命範例不僅包括冊命儀式還包括受命儀式，其中的受命儀式又包括“拜手稽首”“受命冊”“佩以出”“反入堇章”等環節。比照冊命的範例，可知士山盤中的冊命儀式有所省略，相類情況者金文所記不乏其例。參見陳漢平：《西周冊命制度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1986年，第305-308頁。

^[15]士山盤銘文中的閥閱之辭由兩不同語料編纂而成之情況並非孤例。相仿情況既見於傳統典籍亦見於出土文獻，前者如《康誥》《多方》後者則如大盂鼎銘、大克鼎銘、曾公求鐘銘以及最新刊佈的書鐘銘。就拿《康誥》举例，稽查《康誥》文本便發現，其體例甚是特殊，即文中有兩個“王若曰”。第一個“王若曰”下綴十餘個“王曰”，而第二個“王若曰”僅有二十字之一節。據張懷通先生研究，第一個“王若曰”是節選封建康叔誥命而成，第二個“王若曰”是封建康叔典禮最後一個儀節言辭的文本化，並且兩者之間省略封賜物品、授土授民等內容。參閱張懷通：《大盂鼎與〈康誥〉體例研究》《大克鼎與〈多方〉體例研究》，《〈尚書〉新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第15-27頁。

^[16] 對於西周冊命銘文的編纂，劉麗先生認為，這涉及眾多因素，包括作器者意圖、期望、銘文的格式、體例、語法和語言邏輯關係以及器形、器用、器類、空間大小、銘文佈局、受器者、祭祀對象、流行用語、家族特色用語、個人習慣用語、作器時間等，有時候與作器者職官、身份以及作器制度也相關；西周冊命銘文應非由王朝史官統一編纂，而是由作器者（包括其家族史官）與青銅器鑄作坊共同配合完成；無論是伐閱之辭還是獻詞、嘏辭，銘文編纂者均擁有較多自主權，即使是以王若曰（王曰、曰）領起，看似直接引用官方文書的內容，也都有可能進行了某種程度的編纂。故而，根據劉先生的說法，竊以為士山盤銘中的伐閱辭編纂情況當屬“作器者意圖、期望”的情況；與此同時，盤銘末節不以習語“子子孫孫永寶用”束尾而是“山其萬年永用”作結，也正體現出銘文編纂者的自主權，以藉此向天子宣誓效忠的同時，也向子孫標榜其懿德，可謂起到一石二鳥的效果。参阅劉麗：《西周冊命銘文文本編纂相關問題研究》，《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國際學術論壇論文集》，北京：北京清華大學，2023年10月，第585頁。

^[17] 參閱張聞玉：《關於士山盤》，《貴州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第106-108頁；朱鳳瀚：《關於西周金文曆日的新資料》，《故宮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6期，第24頁；司馬遷，裴骃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卷四，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78頁。

^[18] 參見易德生：《周代南方的“金道錫行”試析——兼論青銅原料集散中心“繁湯”的形成》，《社會科學》2018年第1期，第153頁。

^[19] 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本文簡稱《銘續》。

^[20] 參見易德生：《商周青銅礦料開發及其與商周文明的關係研究》，博士學位論文，武漢：武漢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2011年，第55-70、117-128、186-187頁；黎海超：《長江中下游地區商周時期採礦遺址研究》，《考古》2016年第10期，第81-91頁。

【參考文獻】

[1]朱鳳瀚.士山盤初釋[J].中國歷史文物, 2002(1): 4-7.

[2]張聞玉.關於士山盤[J].貴州社會科學, 2003(2):106-108.

[3]李學勤.論士山盤——西周王朝干預諸侯政事一例[G]//武玉環, 楊軍.遯亨集——呂紹剛教授古稀紀念文集.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 2003:38-43.

[4]黃錫全.士山盤銘文別議[J].中國歷史文物, 2003(2):60-65.

[5]董珊.談士山盤銘文的“服”字義[J].故宮博物院院刊, 2004(1): 78-85.

[6] 晁福林.從士山盤看周代“服”制[J].中國歷史文物, 2004(6): 4-9.

[7]陳英傑.士山盤銘文再考[J].中國歷史文物, 2004(6):10-17.

[8] 楊坤.士山盤銘文正誼[J].中國歷史文物, 2004(6):18-19.

[9] 黃愛梅.士山盤銘補義[J].中國歷史文物, 2006(6):53-58.

[10]李凱.從《士山盤》看西周中期周王室的南方經營[J].四川文物, 2015(4):50-54.

[11] 陳小龍.鄒芙都.士山盤銘考辨及史料價值發微[J].歷史教學, 2021(4): 28-35.

[12]王暉.論士山盤銘性質、士山身份與西周侯服的政治經濟功能[J].中華文化論壇, 2022(1):54-63.

[13]李文鳳.士山盤銘文綜合研究[D/OL].上海: 上海大學, 2024:1-96.

[14] 胡寧.士山盤銘文斷句與服制新探[M]//北京大學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所.青銅器與金文:第12輯,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4: 89-99.

[15] 李春艷, 謝澤昊.士山盤銘文再考證[J]. 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4(6):5-10.

[16] 李峰.青銅銘文中所見的“官署”及西周政府的行政制度[M]//尹沛霞, 姚平, 陳致.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萃: 上古史卷,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126.

[17] 鄭玄注, 賈公彥疏.周禮注疏: 卷三十三[M]//影印本.阮元刻:十三經注疏, 北京:中華書局, 1980:861.

[18] 王翰章,陳良和, 李保林.虎簋蓋銘簡釋[J].考古與文物, 1997(3):80.

[19] 李學勤.論師兌簋的先後配置[M]//李學勤.夏商周年代學劄記, 沈陽: 遼寧大學出版社, 1999:167.

[20]何景成.西周王朝政府的行政組織與運行機制[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 2013:176.

[21] 鄒芙都, 查飛能.西周中晚期冊命金文所見“五邑”新探[J].雲南民族大學學報, 2019(1):66-72.

[22] 周博.西周金文“五邑”及相關問題[J].中國史研究, 2021(4):5-22.

[23]王國維.與林浩卿博士論洛誥書[M]//王國維.觀堂集林, 北京:中華書局, 1959:43-44.

[24]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修訂本)[M].北京:中華書局, 1997:84.

[25] 高嶋謙一.“賓”字被動用法之考察[M]//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古文字研究: 第24輯, 北京:中華書局, 2002:82-84.

[26]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卷四[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136.

[27]馮時.周初二伯考——兼論周代伯老制度[J].中原文化研究,2018(2):28.

[28] 黃錦前.商末周初東土和南土的形勢極其控制措施——從商末有關“伐夷方”銅器銘文的理解談起[J].社會科學,2018(11):131-133.

[29] 張亞初.論魯臺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屬[J].江漢考古, 1984(2):26-27.

[30] 鄒芙都, 馬超.西周金文所見佚記古國及相關問題討論[J].歷史研究, 2019(5):134-135.

[31] 裘錫圭.甲骨卜辭中所見的“田”“牧”“衛”等職官的研究——兼論“侯”“甸”“男”“衛”等幾種諸侯的起源[M]//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古代歷史、思想、民俗卷,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2:164-165.

[32]朱鳳瀚.關於西周封國君主稱謂的幾點認識[G]//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上海博物館.兩周封國論衡: 陝西韓城出土芮國文物周代封國考古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272-285.

[33] 邵蓓.西周的諸侯與邦君[G]//杜勇主编.叩問三代文明: 中國出土文獻與上古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4:163-173.

[34] 鄭威, 張璐赟.西周南土的政治網絡與王朝治理[J].江西社會科學, 2024(3):90-92.

[35] 孟浩, 彭邦本.西周外服封建體系整合論析[J].社會科學研究, 2024(6):174-182.

[36] 楊永生.沫司徒疑簋與衛國封建的再討論——兼說西周諸侯身份的雙重性[J].古代文明, 2021(2):66.

[37] 陳樹祥, 王定興.西周時期鄂東南銅礦業初步觀察[J].南方文物, 2021(3):20.

[38] 錢靜軒.論周代皖南沿江地區的兩類冶金遺址[J].東南文化, 2024(5):139.

[39] 陳建立, 張吉, 方勤, 等.金道錫行——簡論商周時期長江中游地區金屬流通網絡[J].江漢考古, 2024(5):16-20.

[40] 鄭玄注, 賈公彥疏.周禮注疏: 卷二十六[M]//影印本.阮元刻:十三經注疏, 北京: 中華書局, 1980:820.

[41] 鄭玄注, 孔穎達疏.禮記正義: 卷四十九[M]//影印本.阮元刻:十三經注疏, 北京: 中華書局, 1980:1605.

[42]程浩.封許之命與冊命“書”[J].中國典籍與文化, 2016(1):5-6.

[43]孔安國傳, 孔穎達疏.尚書正義: 卷三[M]//影印本.阮元刻:十三經注疏, 北京: 中華書局, 1980:127.

[44] 顧頡剛, 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一)[M].北京:中華書局, 2018:157.

[45] 譚戒甫.西周《鼎銘》研究[J].考古, 1963(12):673.

[46] 李學勤.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M].上海:中西書局, 2010:149-150.

[47]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一)[M].北京:中華書局, 2020: 45-46.

[48] 鄭玄注, 賈公彥疏.周禮注疏: 卷三十[M]//影印本.阮元刻:十三經注疏, 北京: 中華書局, 1980: 841.

[49]吳昌林, 丑送.時間維度下《九章》的敘事方式分析[J].三峽大學學報, 2020(6):16.

[50] 熱拉爾·熱奈特.敘事話語和新敘事話語[M].王文融, 譯,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0:60-72.

[[51]] 葉修成.論《尚書》“命”體及其文化功能[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9(3):74-76.

[52] 何晏注, 邢昺疏.論語注疏: 卷十六[M]//影印本.阮元刻: 十三經注疏, 北京: 中華書局, 1980:2521.

[53] 郭長江, 凡國棟, 陳虎, 等.曾公求編鐘銘文初步釋讀[J].江漢考古, 2020(1):4.

[54] 鄭玄注, 孔穎達疏.禮記正義: 卷十二[M]//影印本.阮元刻:十三經注疏, 北京: 中華書局, 1980:1332.

[55] 白川靜.金文的世界: 殷周社會史[M].溫天河, 蔡哲茂, 譯.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9:123, 109.

[56] 王燚, 王璟琦.西周冊命禮及其美學意蘊[J].商丘師範學院學報, 2022(1): 61.

[57] 李學勤.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M].上海: 中西書局, 2015:118.

[58] 郭倩.西周青銅銘文中的自述型銘文初探[J].殷都學刊, 2015(2):31-33.

[59] 杜預注, 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三十四[M]//影印本.阮元刻:十三經注疏, 北京:中華書局, 1980:1968.

[60] 蔡邕.銘論[M]//嚴可均.全後漢文:卷七四, 北京: 中華書局, 1958:875-876.

[61] 王豔傑, 魏國鋒, 張愛冰, 等.廬樅地區與商周時期“金道錫行”關係試析[J].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 2022(4):17.

[62] 杜預注, 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 卷十六[M]//影印本.阮元刻:十三經注疏, 北京: 中華書局, 1980:1821.

[63] 黃錦前.從近刊鄀器申論鄀國地望及楚滅鄀的年代[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2017(3):120-121.

[64] 李家浩.談清華戰國竹簡《楚居》的“夷”及其他[M]//出土文獻:第2輯, 上海, 中西書局, 2011:56-58.

[65] 張志鵬, 尹俊敏.南陽市博物館藏上鄀太子平侯匜及相關問題研究[J].文物, 2020(4):65-66.

[66] 李學勤.論清華簡《楚居》中的古史傳說[J].中國史研究, 2011(1):57-58.

[67] 王坤鵬.“蠻土是保”: 近出諻缶銘文所反映的疆域觀念[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3(2):143.

[68] 程浩：《楚居》《楚史》與楚人早期居地[J].考古學報，2025(1):29.

[69] 宋華強：清華簡《楚居》1—2號與楚人早期歷史傳說[J].文史，2012(2):125.

[70] 方勤：蘇家壟遺址的性質[J].江漢考古，2024(5):24-26.

[71] 許可.試論沈崗楚墓出土登鐸與古國[M]//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等.中國文字研究: 第22輯, 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 2015:49-50.

[72] 黃錦前.從伯爭簋談到西周金文中的蠻氏[J].洛陽考古, 2017(3):65.

[73] 黃石市博物館.銅綠山古礦冶遺址[M].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9:11-12, 193-206.

[74] 港下古銅礦遺址發掘小組.湖北陽新港下古礦井遺址發掘簡報[J].考古, 1988(1):30-42.

[75] 江西文物考古研究所銅嶺遺址發掘隊.江西瑞昌銅嶺商周曠冶遺址第一期發掘簡報[J].江西文物, 1990(3):1-12.

[76]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南陵縣文物管理所.安徽南陵縣古銅礦采冶遺址調查與試掘[J].考古, 2002(2):45-54.

[77]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銅陵縣師姑墩遺址發掘簡報[J].考古, 2013(6):3-23.

[78]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铜陵市文物管理所.安徽铜陵金牛洞铜矿古采矿遗址清理简报[J].考古, 1989(10):910-919.

[79] 易德生.金道錫行揭示夏商周青銅礦源[N].中國社會科學報, 2020-12-14.

[80] 劉逸鑫.西周成周以東“周道”線路研究[J].考古,2024(10):92-94.

[81] 高崇文.從曾、鄂考古新發現談周昭王伐楚路線[J].江漢考古，2017(4):54.

[82] 巫鴻.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築中的“紀念碑性”[M].李清泉, 鄭岩, 等, 譯.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