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間生產與語言景觀：澳門街道命名的文化與權力互動
Urban Space Production and Linguistic Landscap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ulture and Power in Naming Street of Macau
作者: 宋少婷
关键词: 澳門街道命名;空間生產;語言景觀 Street Naming in Macao; Spatial Production; Linguistic Landscape
摘要：本研究以澳門街道名稱為切入點，結合語言景觀與空間生產理論，探究街道命名在文化表徵與權力關係中的影響。透過文本與內容分析，研究發現：澳門街道名稱在音譯、意譯以及各自獨立的雙語系統中，充分展示了殖民時期與在地華人文化的交融；老城區常見雙重命名並存，新填海區則趨向更為規劃化的命名方式。從空間生產角度看，街道名稱同時承載政治權力、經濟利益與文化象徵，既是官方意識形態的體現，也反映民間日常與歷史記憶的協商。藉此，本研究可為日後更廣泛的跨學科研究提供基礎，同時深化對澳門在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的城市特色與空間動態的理解。
關鍵字：澳門街道命名 空間生產 語言景觀
Urban Space Production and Linguistic Landscape
----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ulture and Power in Naming Street of Macau
SONG Shaoting
Abstract：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practice of street naming in Macao through the lenses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spatial production theories, highlighting how names can signal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power relations. Based on textual analysi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Macao’s bilingual street naming—incorporating transliteration, translation, and distinct local appellations—reflects a nuanced interplay between colonial heritage and indigenous Chinese traditions. In older neighborhoods, parallel naming and colonial imprints tend to coexist more prominently, while newly reclaimed areas adopt a more structured, policy-driven approach. Viewed from a spatial production perspective, street names embody political authority, economic interests, and cultural symbolism, serving as vehicles for both official ideologies and everyday community memories. This research lays the groundwork for broader interdisciplinary inquiries and offers deeper insights into Macao’s unique urban identity and spatial evolution, shaped by the ongoing interplay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Key words: Street Naming in Macao; Spatial Production; Linguistic Landscape
澳門作為一座歷史悠久、文化多元的城市，素有“東西方文化交匯點”之稱。歷經數百年葡萄牙殖民統治與華洋雜處的社會歷史背景，造就了這座城市獨特的文化景觀與城市性格。俗話說：“廣州城、香港地、澳門街”，寥寥數語卻精準道出澳門與其他華南城市的差異。相較於廣州的方正佈局、香港的山海空間，澳門顯得街巷蜿蜒、曲折迷離，更富地方色彩與人情味。
在澳門，街道名稱尤其耐人尋味。不僅中文與葡萄牙文雙語並列，更重要的是，其街道後綴形式異常豐富，除了人們熟悉的“大馬路”“街”“路”等通用表述之外，更有“石級”“圓形地”“斜巷”“斜坡”“前地”“里”等眾多細緻而生動的空間命名方式[1]93。這些命名多數與地形、地貌或歷史事件緊密相關，表面看來簡單直接，實則反映出澳門居民直率、務實又帶點生活趣味的性格特質，更蘊含了深層次的文化互動與社會記憶。
街道名稱作為城市語言景觀（linguistic landscape）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提供地理空間指引，更扮演著文化象徵與歷史記憶的載體角色。尤其是在澳門這樣一座充滿文化多元性和歷史特殊性的城市中，街道名稱的形成和演變更值得細緻而深入地探索。
本研究嘗試探討澳門街道名稱的語言景觀與城市空間生產之間的互動關係，尤其關注以下兩個核心問題：第一，澳門街道名稱如何反映城市內部多元文化之間的互動、交融與協商？第二，澳門街道的命名如何透過語言景觀體現城市空間生產的過程？
基於上述研究問題，本研究之目的在於系統地分析街道名稱的語言景觀特徵，並探討其背後所蘊含的文化意涵與歷史脈絡；同時也嘗試從空間生產理論視角，剖析街道名稱在城市空間建構和文化認同形塑中的作用，以期更加全面地理解澳門作為多元文化城市的特質與內涵。
本研究主要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以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及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作為核心研究工具，分析澳門官方公布之街道名稱文本（中文及葡萄牙語對照資料）。透過語言景觀（Linguistic Landscape）理論[2]，研究將檢視街道名稱的語言使用特徵、空間分佈模式及語言符號所反映的文化互動關係；同時結合空間生產理論（Henri Lefebvre的空間三元論），探討街道命名作為空間生產實踐的意涵，並揭示街道名稱在再現（representation）、實踐（practice）及象徵（symbol）的多重維度中，如何參與城市空間與文化認同的建構歷程[3]。
綜上所述，本研究希冀透過嚴謹而細緻的質性分析，為理解澳門城市文化及語言景觀的相關研究提供更豐富且深入的視角。
語言景觀（Linguistic Landscape, LL）理論自1997年由Landry與Bourhis首次提出後，即廣泛應用於社會語言學與文化地理學研究領域，並逐漸成為分析城市公共空間中語言符號之重要框架[4]。語言景觀理論的基本觀點認為，公共空間中的語言符號不僅是語言傳播的工具，更具有深刻的社會象徵意涵，反映特定社會的語言政策、文化身份建構以及權力關係之動態變化[5,6]。
語言符號在公共空間中的分佈與呈現方式，是語言景觀研究的核心關注點之一。Shields（1999）指出，語言符號在特定空間中的安排，經常反映出空間背後的社會意義和文化認同取向。特別是在多語環境下，語言符號之間的排序、大小及顯著性，直接反映不同語言或族群間的社會地位與權力結構[6]。
通過文獻研究發現，在後殖民地區的語言景觀中，往往透過語言符號的呈現方式展現歷史與政治權力的變化。Rosendal（2024）透過對盧安達語言景觀的研究指出，該國在後殖民語境下所推行的語言政策，導致法語、英語及基尼亞魯旺達語在公共空間同時並存，象徵著語言身份的重塑，也體現了政治意識形態轉型過程中所產生的權力協商[7]。
而澳門作為曾經歷葡萄牙殖民統治的地區，中葡語言符號在公共空間中的並置更為鮮明，透過街道名稱的命名方式便能直接觀察中葡文化互動的歷史痕跡。澳門街道名稱不僅以雙語方式呈現，還大量採用具有葡萄牙特色的街道後綴，如“前地”“石級”“斜巷”等，這些語言符號直接展示出殖民與本土文化融合後的空間特徵[8]。同時，澳門街道命名方式鮮明地體現了不同族群之間的歷史記憶與身份認同，並使街道成為承載集體文化記憶的重要場域。
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在《空間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中強調，空間並非單純用以容納人類活動的“容器”，而是深受政治經濟結構、社會實踐與意識形態多重維度影響的產物[11]他提出“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空間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與“再現空間”（spaces of representation）三重維度，進一步說明制度與規劃者如何“設計”和“管理”空間，同時也關注到日常生活中人們對空間的真實感受和對既有權力結構的潛在反抗。在澳門的街道命名研究中，這三重維度可對應到政府或城市管理部門對街道的規劃命名策略、街道在地圖或官方文件中的呈現，以及市民在口語或生活記憶中對街道所賦予的意義。
同樣受列斐伏爾影響的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則從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視角出發，說明資本如何藉由空間拓展和再組織來獲取更多利益[12,13]。他所謂的“空間修復”（spatial fix）指出，資本主義為因應利潤率下降的壓力，不斷藉由城市更新、基礎建設與空間重塑等手段，創造新的投資機會與空間秩序。在澳門，政府及資本方對街道所進行的命名、翻新與形象營造，常常與發展旅遊、地產或文化產業的策略相互呼應。然而，這些過程在帶來經濟效益的同時，也可能衝擊在地社群的空間使用及身份認同，形成潛在的排擠或邊緣化現象。
愛德華·亞索（Edward Soja）延伸列斐伏爾的三重空間概念，主張“第三空間”（thirdspace）應突破二元對立思維，將空間視為歷史、社會、文化多重元素交織而成的綜合場域[14]。就澳門街道命名而言，第三空間的概念可協助研究者同時考量街道的物質屬性（如道路格局、建築風貌）、象徵層面（如街道名稱背後的文化意涵與權力結構）以及居民在日常互動中對街道再詮釋的過程。這種多層次、跨領域的視角，有助於在實證研究與批判理論之間建立更靈活的連結。
在空間生產的脈絡下，街道命名被視為一種文化與空間互動的典型形式。城市得以擁有“獨特氛圍”或“地方特色”，往往並非自然形成，而是透過歷史傳統、殖民遺緒、當代文化敘事以及政府行銷策略等方式所“生產”出來[15]。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融的重要節點，其街道命名常常同時反映了葡萄牙殖民遺產與本土文化的交織；同時，隨著全球化與旅遊產業的興盛，街道命名也逐漸被納入政府與資本方的“品牌化”（branding）或“主題化”（theming）策略。相關策略雖可凸顯城市的歷史底蘊與多元文化魅力，以吸引國際觀光客，但也可能帶來對在地社群的排擠效應，引發租金上漲或生活空間再分配的不平等現象[13]。
總的來說，空間生產理論為檢視澳門街道命名提供了多元且深層的分析框架。從制度與規劃層面、文化敘事的傳承與重塑，到本地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對街道名稱的口語使用與抵抗，各種權力運作與經濟活動在街道命名中相互交織，形成當代澳門城市空間的重要象徵與動態縮影。透過梳理與分析上述文獻脈絡，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澳門街道名稱所呈現的歷史遺緒、身份意識與社會權力結構的轉變，為理解澳門城市空間與文化特質的動態發展提供新的視角。
街道名稱不僅具有實用導向的地理指引功能，更承載豐富的社會象徵與文化意涵。近年來，越來越多研究者從歷史地理、社會學、政治學及文化研究的多元視角，探討街道命名（或更廣義的“地名學”）如何成為權力運作、文化認同與社會空間再現的重要媒介。尤其在具有多元歷史與殖民背景的城市，街道名稱蘊含的符號意義與社會張力更顯複雜，值得深入研究。
（1）街道命名與政治權力
街道命名作為官方命名行為，往往與政治權力的運作緊密相連。在關於紀念性街道命名的經典研究中[16]指出，官方選擇何種人物或事件作為街道名稱，實際上是一種“國家記憶”的有意建構與象徵操縱，透過公共空間中的文本將特定意識形態或歷史敘事加以合法化與普及化。Light（2004）探討後社會主義時期的布加勒斯特（Bucharest）街道命名變遷，揭示了在政治轉型過程中，舊制度所標誌的街名往往被更改或替換，以符合新政權的價值主張[17]。這種過程並非單純的“換牌子”，而是通過更迭街名重新定義城市空間的象徵意涵，使街道成為展示新政治秩序的象徵性場所。
從澳門的角度而言，歷經數百年葡萄牙殖民統治與1999年回歸後的特別行政區治理，街道命名同樣折射出不同時期的政治管理思維和社會文化重心。根據關俊雄（2021a）對澳門總督街名研究的成果顯示，殖民政府時期的街道命名多以葡國歷史人物、殖民地官員或宗教聖人為主，體現了葡方在空間與語言上確立統治合法性的意圖。回歸後，部分街道依循既有命名，亦有新街道名稱在中文與葡文並存的情況下出現，顯示在“一國兩制”框架中延續雙語文化的政治與象徵性考量。
（2）街道名稱與文化記憶
街道名稱往往蘊含深厚的歷史記憶與地域文化內涵，可視為城市空間中的“活歷史文本”。街道命名是一種文化景觀的詮釋過程，具有形塑地方想象與認同的功能[18]。一旦街道名稱與某些歷史事件或文化典故結合，該名稱便成為特定集體記憶的載體，使後人透過日常通行不斷接觸並複習該段歷史或故事。
在澳門，有些街道名稱直接說明了地形與功能，例如“斜坡”“石級”；有些則承載宗教背景或舊日功能，如“聖方濟各前地”或“大三巴街”；也有與當地居民生活形態緊密相連的“火船頭街”“福隆新街”等。關俊雄（2021b）指出，這些源自民間俗稱、地貌特徵或歷史記憶的街道命名，反映了澳門多元文化交匯的日常面貌。一方面，它們揭示澳門社群在空間命名上“直率、務實又帶點生活趣味”的文化特質；另一方面，也將葡萄牙殖民時期移植而來的命名系統與在地華人語言文化充分混融，形成兼具歷史厚度與當代特色的城市符號。
（3）街道名稱作為社會空間的再現
在社會空間理論脈絡下，街道名稱被視為一種“空間再現”或“象徵性標記”（symbolic marker）。Lefebvre（1991）提出空間的生產過程涵蓋“空間實踐”“空間再現”及“再現空間”三重面向，說明官方與民間對空間有不同的設計、詮釋與抵抗方式。新的政治與經濟秩序通常會透過空間再現手段（例如重新命名、豎立新地標）將特定主流價值、社會目標或商業利益揭示出來。同時，民間或在地社群可能在“再現空間”層次上，仍保留各自的舊稱或慣稱，形成官方命名與民間實踐並存的現象。
澳門亦不例外。官方公告的街道名稱多以中葡雙語並列，展現“中西交融”的官方意識形態以及城市品牌，而本地居民則經常使用“三盞燈”“水坑尾”等俗稱，這些稱呼同時蘊含在地的生活記憶與人文風貌。在殖民後或後社會主義城市中，往往會同時存在一套官定命名與非正式俗稱的“雙重語言景觀”[18]，這既反映城市在地文化底蘊之延續，也展現社會群體針對官方空間再現策略的日常協商和重新詮釋。
（4）街道命名與社會符號衝突
由於街道名稱涉及對歷史與族群身份的呈現，當政治或社會價值觀發生轉變時，街道命名常成為衝突的焦點。Light（2004）藉由布加勒斯特的街道更名案例，揭示政權更迭後官方急於將舊有的意識形態符號清除，以建立新秩序的合法性。然而，這些行動也可能遭到在地居民、歷史保護團體或其他利益相關者的質疑與反對。相似的情況在澳門或香港等多元文化城市亦時有耳聞：部分公民團體或學者擔憂大規模街道更名會割裂原住居民的在地歷史記憶；同時，一些開發商與政府單位則看重“去舊換新”的形象包裝潛能，將街道重新命名為具有商業、觀光吸引力或更能彰顯“國際化”的標記，以獲取經濟收益與政治支持[19]。
街道命名亦是表徵城市多元文化的重要契機。Kong與Yeoh（2003）在探討新加坡空間政治時曾指出，地名（包括街道名稱）可以塑造、鞏固或挑戰“國族敘事”與“地方身份”的界線。在澳門，官方長期以“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西文化共融”作為城市定位，街道命名的雙語制便從視覺與符號層面彰顯這種跨文化特質。公共空間中的多語並置不僅反映政策的安排，也經常是市民生活形態與跨文化互動的真實寫照[20]。因而，在澳門街道命名的在地化過程中，中文與葡語的相互交融與並存，不僅帶來觀光吸引力，也蘊含文化協商、族群互動與身份認同的複雜面向。
綜上所述，街道名稱作為社會空間再現與象徵的核心意涵，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其一，街道命名與政治權力運作密切相關，往往透過更名或重新定義街道符號來投射主導者的意識形態；其二，街道名稱內涵著深厚的歷史文化記憶，能成為特定群體共享的集體記憶與身份依據；其三，街道命名是官方與在地居民之間的協商場域，可能同時存在正式與非正式命名系統；其四，命名衝突反映利益、歷史與文化多重角力，並在社會空間不斷重組的過程中持續再現；最後，多語並置的街道名稱在澳門等文化交融城市尤其顯現出跨文化互動和認同複雜性。
這些研究成果為探討澳門街道命名的空間生產、語言景觀及文化意涵提供了重要理論基礎。未來若能結合質性訪談、歷史文獻與地理資訊等多維資料，將更進一步勾勒出澳門街道名稱如何在政治權力、社會文化與城市空間的交織作用下，形塑出獨具特色的城市風貌與社會記憶。
針對澳門街道名稱，對其中葡語言使用的特徵、模式以及葡文與中文名稱的對應與差異進行分析發現以下特點：
澳门的街道名称官方采用葡萄牙语和中文双语形式，两种语言的街道名称之间的对应关系存在不同的模式。研究发现，澳门的街道名称存在三种主要的对应模式：音译、语义翻译和不对等命名（非等价命名）。此外，还有一小部分名称可以归类为混合或部分翻译。對不同的語義類型翻譯進行統計發現，大约58.5%的澳门街道名称对在中文和葡萄牙语中具有等效的含义或参考（即类型1对应）；大约11.3%的街道名称存在部分差异（例如，一种语言中出现缩写或略有改动的名称，即类型2）；大约30.2%的街道名称在中文和葡萄牙语中使用完全不同的术语（即类型3）。
表 1 澳門街道名稱雙語類型
澳門街道官方名稱方面存在音译与语义翻译現象。澳门街道名称中采用音译或语义翻译的选择通常取决于街道名称的性质。以人物或葡萄牙文化元素命名的街道，中文版本通常采用音译。例如，“Avenida de Horta e Costa”（高士德大马路）根据粤语发音音译而成。这类音译保持了原始葡萄牙名称的发音，尽管汉字本身并不具有相应的含义。相比之下，若葡萄牙语名称是普通名词或表达概念，中文名称往往尝试翻译其含义。例如，“Rua da Felicidade”（幸福街）在中文中被翻译为“福隆新街”，其中“福”和“隆”是吉祥的术语，体现了“幸福”一词的积极内涵。
澳門街道的官方命名還存在混合与部分对应的現象。部分街道名称采用混合方式，中文版本可能对名称的部分进行音译，另一部分进行翻译。例如，“Avenida do Infante D. Henrique”在中文中被翻译为“殷皇子大马路”，其中“Infante”被翻译为“皇子”“Henrique”被音译为“殷”，形成了音译与语义翻译的结合。
此外，澳門街道的官方命名還存在完全不同的命名現象。澳门约30%的街道存在完全不同的中葡命名，这源于历史上的独立命名传统。例如，“Rua Central”（中央大街）在中文中被称为“龙须街”，因为附近教堂的棕榈树纤维形似龙须。葡萄牙政府在19世纪中期开始正式为街道命名，但中国居民往往继续使用与本地历史或文化相关的传统名称。这种双命名系统在1969年正式的双语政策生效后被合并在一起，形成了澳门今日的双语命名系统。
澳门的独特地理环境——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和路环——反映了街道命名模式在历史城区与新城区之间的差异。研究发现，旧城区的街道名称往往表现出更多的双语不对称性和殖民色彩，而新开发的区域则表现出更加统一的命名方式。
澳門半岛、氹仔和路环區域的不同分佈。澳门半岛是最早发展的城区，集中分布着葡萄牙殖民时期命名的街道。在半岛中，大约74%的中葡名称不对称（类型3）情况发生在这里，而氹仔和路环的比例分别为15%和11%。
旧城区與新开发区的街道名稱分佈差異。在旧城区，如新马路、圣安多尼堂区，街道命名往往起源于社区传统，表现出更复杂的中葡命名对比。在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初开发的区域，如氹仔和路环的填海区，街道命名遵循更加系统的规则，通常采用等效或协调的名称。
澳門老城區的主要幹道多由殖民政府規劃命名，帶有強烈的官方色彩。例如貫穿新馬路一帶的多條“大馬路”與廣場，以葡萄牙歷任總督、官員命名（如高士德、亞馬留）。這些寬闊街道連接港口、關閘等要地，構成殖民城市骨架，名稱上的葡國印記正是殖民權力對空間的書寫。在這些官方空間中，華人傳統名稱往往被弱化。然而民間並未完全接受殖民話語，一些葡文人名冗長拗口，華人更習慣以地標或功能稱呼。例如議事亭前地周邊，華人慣稱“噴水池”廣場，強調其景觀特徵而非官方名稱。可以說，殖民者透過命名生產了權力空間，華人社群則透過日常使用再生產了生活空間，兩者在同一城市並存。
命名模式分類：澳門街道名稱題材多元，可大致分為以下類型：
(1) 自然地理：以山川地貌、動植物等為名，反映早期自然村落特色。例如“峽谷巷”“山邊街”借地形命名；“青草街”“菖蒲圍”源自植物；“山雞巷”“鴨巷”“雀里”取自鳥獸；“海蛤里”“蠔里”則源於水產。這類名稱質樸，折射澳門昔日農漁社會風貌。
(2) 居民社群：以人名或族群來源命名。一方面，有以本地華人姓氏命名的小街，如“吳家圍”“李家圍”“趙家巷”等，體現家族聚居。另一方面，有紀錄外來族群的街名，如早年穆斯林聚居的“摩囉園”路（“摩囉”為粵語對伊斯蘭教徒之稱）和祆教徒相關的“白頭馬路”。這些名稱直接道出居民出身，例如“白頭”即指瑣羅亞斯德教（祆教）信徒
(3) 歷史事件紀念：街名記載重大歷史事實與節日。如“得勝馬路”紀念17世紀澳門葡軍擊退荷蘭侵略的勝利；“紅窗門街”源自舊城牆紅色城門的俗稱；“十月初五日街”則為紀念1910年葡萄牙革命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國（10月5日）而命名。澳門還有紀念中國人物的街道，例如以國父孫中山命名的“孫逸仙大馬路”，在半島和氹仔各有一條。
(4) 著名人物紀念：為致敬中外名人而命名街道，是澳門常見模式。包括葡萄牙官員和歷史偉人（如士多鳥拜斯大馬路，以葡國前總統Sidónio Pais命名）、葡萄牙詩人（賈梅士大馬路，Luis de Camões）、中國音樂家（冼星海大馬路）等。也有部分街道以華人先賢命名，如實業家盧九、慈善家高可寧等，以示紀念。
(5) 宗教信仰：反映澳門多元宗教文化的街名眾多。天主教相關如“耶穌會紀念廣場”“主教巷”，葡文直接採用聖人稱號；中國民間信仰則有“哪吒廟街”“觀音堂街”等庙宇街道。甚至街名本身記錄了宗教族群存在，如前述摩囉園（伊斯蘭教）和白頭馬路（祆教）。
(6) 商業行業與日常生活：街名是城市市井生活的縮影。以舊時行業命名者，如“米糙街”“賣布街”“剪髮匠巷”“工匠街”等，直接說明昔日該處從事的買賣或職業。日常用品和食品入名也很常見，如“匙羹里”（羹匙）、“缸瓦巷”（瓦罐）、“鹹魚里”“芽菜里”等，折射庶民生活氣息。這類街名讓我們一窺老澳門街區的營生活動和生活百態。
(7) 城市與地名：澳門有街道以其他城市或地方命名，彰顯其國際和本土聯繫。例如新口岸填海區出現了“北京街”“巴黎街”“馬六甲街”，以及早期以省份命名的“長崎街”（紀念日本長崎）等。葡治時期也有以葡國本土地名命名街道的情況，回歸後則新增不少中國城市名街道，體現澳門與內地及世界各地的聯繫。
(8) 抽象概念與其他：部分街名寄寓抽象理念或特殊典故。例如為強調中葡友好而命名的“友誼大馬路”，以重大體育盛事命名的“東亞運圓形地”“奧林匹克大馬路”等。另有一些奇特有趣的名稱難以歸類，如“戀愛巷”（Travessa da Paixão）以浪漫命名，又如“幻覺圍”“老饕巷”“爛鬼樓”等源自坊間俗稱或粵語俚語，反映居民的幽默與創意。這些類型繁雜的命名共同構成了澳門街道名稱的萬花筒。下表統整了部分命名類型與示例：
表 2 澳門街道名稱分類
上述分類並非絕對，各類題材常在一條街名中交織。例如“媽閣上街”同時體現地理位置（上街）與宗教信仰（媽閣廟）等。總體而言，澳門街名取材廣泛，涵蓋自然、人文、歷史等方方面面，透過名稱講述城市故事。
澳門街道的中葡雙語命名極具特色，既有直接對譯也有音譯轉換，折射中西文化碰撞與協商。葡萄牙人最初為街道定名多用葡文，隨後配以中文名稱。在直譯/意譯方面，不少街名中葡文含義對應。例如“友誼大馬路”對應葡文 Avenida da Amizade，意譯了“Amizade”（友誼）；“十月初五日街”直接翻譯自 Rua de Cinco de Outubro（10月5日街），清楚傳達紀念日意涵。又如以功能命名的“商業學校街”，其葡名為 Rua da Escola Comercial，中文充分傳達了葡文原意。反之也有葡文採用中文意思的情況，如“爛鬼樓新街”原是廣東話俗稱“爛鬼樓”（圖1），葡文路名譯作 Travessa do Armazém Velho（舊貨倉巷），將“爛鬼樓”地道含義轉換成較婉轉的“舊貨倉”。這種翻譯折衷體現了文化斟酌：葡方避免將“鬼”字直譯入官方名稱，以免不雅。
圖 1 爛鬼樓巷路牌及階段景觀
另一方面，音譯在澳門街名中也很常見。大量街道以葡人姓名命名，中文直接以粵語音譯之，形成冗長拗口的名稱。例如 Avenida de Almeida Ribeiro 音譯為“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Rua do Almirante Costa Cabral 譯作“賈伯樂提督街”，Rua de Camilo Pessanha 譯作“庇山耶街”，這些音譯名稱又長又難記。居民往往以簡稱或綽號替代，如直接稱“提督街”而非完整的“賈伯樂提督街”，把冗長的“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乾脆叫成“新馬路”。又因“亞美打利庇盧”難讀難懂，其路牌上甚至加註俗稱新馬路。類似的，“肥利喇亞美打大馬路”（Ferreira de Almeida馬路）中文口語稱“荷蘭園正街”。這些音譯多以粵語讀音為準，選字頗具本土特色，例如Sidónio譯為“士多鳥”而非普通話的“西多尼”。相對地，有些街道是中文音譯為葡文：政府沿用本地已有的中文稱呼，用葡萄牙字母拼寫其音，如“觀音堂街”的葡文為 Rua de Kun Iam Tong，乃將“觀音堂”粵語發音拼寫。這使得不諳中文的葡人雖能讀出音來，卻不知其義。值得注意的是，也存在半音半意的混合命名。例如“望廈炮台斜坡”的葡文 Rampa do Forte de Mong Há 中，“Mong Há”音譯了“望廈”，而“Forte”意譯了“炮台”；又如“高可寧紳士街”對應 Rua do Comendador Kou Ho Neng，其中人名“高可寧”音譯自 Kou Ho Neng，頭銜“紳士”則意譯了葡文稱號Comendador。可見一條街名中葡文可能結構迥異，各取所需。
命名過程中所反映的中國、葡萄牙及其他文化的協商與衝突。澳門街道普遍設置中葡雙語瓷磚路牌，中文在上、葡文在下，體現雙語並重的特色（圖2為“大三巴斜巷”路牌，葡文意為“聖保祿階梯”）。早期路牌中文直書在右側、葡文橫書居左；回歸後新版路牌改為中葡並列，各佔一半空間，更加對等。然而，由於歷史緣故，中葡名稱有時並非逐字對譯，而是各自獨立命名：葡文名沿用官方紀念人名或地名，中文名則源於坊間習稱或地標。例如內港一帶的 Rua do Almirante Sérgio 紀念葡國海軍上將，而中文“河邊新街”直接描述其臨河位置；Rua Central 直譯即“中央街”，但其中文名卻是“龍嵩正街”，並非中央之意。這可能是因先有葡文官方命名，中文另取本地習慣稱呼，未逐字翻譯所致。再如望德堂區的 Calçada do Botelho 紀念人名Botelho，中文稱“十月初五日巷”則紀念革命日期，各自含義完全不同。這類“中西不同名”的現象在澳門相當普遍。總的來說，澳門街名的中葡對照既有忠實翻譯，也存在音譯和意譯的落差，體現了殖民地雙語文化的妥協和平衡。一些不雅或難解的音譯名稱經調整以符合理據，如20世紀初命名的“柯高馬路”因粵語發音近似粗俗詞彙，於1970年代改譯為較雅的“高士德馬路”。雙語路名猶如中西對話，每一處差異都凝聚著歷史語境下文化折衝的印記。
圖2 “大三巴斜巷”路牌
透過街道名稱再現特定歷史記憶與文化意識。文化與歷史象徵性：澳門街道名稱宛如城市年鑑，折射出中西交融的殖民歷史與文化變遷。四百多年葡治歲月裡，葡萄牙當局為街道賦名，將本國歷史人物、地名和紀念日植入城市空間，形成獨特的殖民符號。例如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新馬路）紀念澳葡議會議員Almeida Ribeiro，殷皇子大馬路紀念葡國恩里克王子，高士德馬路紀念澳門總督Horta e Costa，十月初五街紀念葡萄牙共和革命成功。
這些街名對華人而言既陌生又冗長，卻凸顯了殖民政府的權力話語——在城市最主要道路烙下葡國印記。同時，本地華人社群在日常交流中沿用傳統地名和華語稱呼，形成“官方—民間”雙軌體系。許多街道的中文名稱源自華人社會自發命名，如以廟宇市集命名的“關前正街”“營地大街”，以風俗行業命名的“妓院街”（福隆新街昔日俗稱）等，在民間廣為流傳。結果，不少街道中葡名稱南轅北轍，各述其事：葡文名講述葡國歷史，中文名承載本土記憶。這種雙重命名現象本身就象徵著澳門中西文化的交織。
正如學者徐傑舜所言，澳門街名“華洋雜拌”“洋味十足”者如蘇亞雷斯街（以葡萄牙總統命名）、十月初五街（紀念葡國共和立國）等，使人仿佛置身歐陸；“土味濃郁”者如吳家圍、山雞巷、米糙街、女人街等，又讓人彷彿行走在中國鄉里巷間。兩種風格的地名在澳門比鄰共存，折射出殖民地雙元文化的共生。殖民時期後期，隨著中葡關係改善，一些街名亦體現出中葡合作色彩，如1993年命名的“友誼大馬路”寓意中葡友好。1999年澳門回歸後，特區政府大體保留了原有街名，以延續歷史文脈，但也對個別具殖民色彩或不受華人歡迎的名稱有所調整。例如早年紀念強硬總督亞馬留的圓形地在回歸前已改名，更將亞馬留塑像撤除。回歸後新增街道多選用中性或本土意涵命名：例如氹仔新區出現“蓮花路”“濠江圓形地”等富有澳門象徵意義的名稱，減少再以葡國人物命名街道的做法。同時，為彰顯澳門與內地關係，不少新街道以中國城市或省份命名（如北京街等），成為回歸後的命名新趨勢。又如澳門大學新校園內道路命名融入中葡元素：“盛蓮大馬路”取澳門區花蓮花，“繁菊大道”取自葡國名花菊花，寓意中西文化種子在此盛放。這些變化體現出主權移交後澳門去殖民化與本土化的努力。同時，特區政府在2000年後統一更換雙語路牌設計，使中文葡文並列呈現，象徵新時代中葡文化平等共處。總的來說，澳門街道命名是一部濃縮的城市史詩：從媽閣廟、蓮峰廟等中文地名講述的明清商埠歲月，到亞美打利庇盧等葡文街名記錄的殖民篇章，再到友誼、大三巴等見證中葡交融的符號，一條條街道之名凝聚成澳門獨特的文化象徵體系，見證著城市身份的演變。
不同功能區域的街名常呈現集群化主題。例如港務局附近昔日是水產貿易區，周邊街道多與漁業相關，如“漁翁街”“鮮魚行”，強調該區經濟功能。新橋一帶早年形成雜貨市集，因而有“賣菜巷”“賣魚巷”“果欄街”等一系列行業街名，相互毗鄰。這種命名集群強化了區域空間的統一主題，街名本身成為宣示該地功能的路標。
隨歲月變遷，即便原有行業沒落，街名仍保留，成為今日遊客探索老區時的文化線索。例如福隆新街一帶昔日青樓林立，周邊有多條帶“福”字的街巷（福隆新街、福榮里等），隱含繁華富庶之願。今雖成为旅遊景點，但這些名稱讓人依稀可辨當年“花街柳巷”的榮景。澳門半島與離島過去由兩個市政廳分管，曾出現名稱重複的現象。例如半島與氹仔各有一條“飛能便度街”（Fernão Mendes Pinto，明代葡萄牙探險家），反映出過去行政區劃割裂下空間命名的彼此獨立。不同堂區的命名風格也有差異，中區新馬路附近因早期規劃整齊，有不少以外國城市命名的道路（如羅馬、巴黎街），營造國際都市感；望德堂、風順堂等老社區則保留許多傳統巷弄名（如陳家圍、豆醬里），呈現本土市井風情。離島方面，路環老村莊的街道多帶鄉野氣息，如“雞頸馬路”“田畔村”等仍留存村落意趣；而路環新城填海區（如石排灣）則以編號和功能命名道路，體現現代規劃思維。至於近年蓬勃發展的路氹城（Cotai），作為旅遊娛樂新區，街名頗具時代特色：有紀念個人的“何鴻燊博士大馬路”、有展示文化的“望德聖母灣大馬路”（取自葡語Our Lady of Hope Bay）等，以及多個以知名酒店命名的廣場道路。此類命名直接服務於經濟功能（博彩旅遊）和品牌營銷，彰顯空間的商品屬性。
從澳門城市發展與街道命名變遷的角度來看，城市更新往往伴隨街名的新生和消逝。一方面，新填海區出現大量新街道，政府多採用系列命名法，如新口岸區方格網道路以中國及葡語國家城市名排列，平行的“北京街”“東京街”對應“里斯本街”“西班牙街”，呈現國際都會元素。又如氹仔新市區道路以花卉和體育賽事命名（蓮花路、運動場大馬路等），呼應澳門“世界休閒旅遊中心”的定位。另一方面，一些老街因城市改造而消失或更名。居民對街名去留十分敏感，曾有因名字不吉利而成功爭取改名的案例：例如昔日的“窮里”改稱“大三巴巷”“監牢斜巷”改為“東方斜巷”，以消除負面聯想。這些更名行為說明街道命名權也涉及社區話語權的博弈，街坊透過參與命名或改名，影響了自身生活空間的再造。
城市空間並非被動承載人類活動的容器[21]，而是各種權力、意識形態、經濟條件與社會行動者交織下所“生產”出來的結果。城市街道作為公共空間的細胞，其命名方式往往反映特定時期的政治取向與主導敘事，也同時牽動在地社群對空間的使用與認同[13]。而在澳門這座擁有四百多年葡萄牙殖民史的城市，街道命名的過程更為複雜：官方與民間、殖民權威與華人傳統之間的互動，不僅投射於葡文與中文雙語系統，也深刻影響了城市空間的象徵意義與人們對身份的想象。
澳門街道命名展現了中葡文化多年互動所累積的複雜性與多元性。透過文本與內容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結論：
首先，澳門街道名稱是一種多元語言景觀街道名稱的中葡並列，以及音譯、意譯或各自獨立的現象，凸顯了澳門在地華人文化與葡萄牙殖民文化的交融與協商。若在舊城區可見雙重命名的歷史沉澱，新填海區則以更規劃式的方式突顯本土或國際化意涵；
其次，澳門街道名稱是文化記憶與政治權力的交織。街道命名不僅承載日常功能，也形塑與傳遞城市記憶。殖民時期政府藉命名彰顯統治權威；回歸後官方兼顧葡式遺產與中國元素，體現政治意識形態的轉換與在地社群的文化堅持；
此外，澳門街道名稱是空間生產與城市發展的互動。街道命名是一種“空間再現”手段：從列斐伏爾的空間三元論到哈維的“空間修復”，均說明政府與資本透過命名進行空間組織與行銷。澳門官方與社群間的對話，以及舊街區與新區的命名模式差異，皆反映城市空間與文化權力的動態平衡。
結合文獻綜述的理論基礎，本文提出以下理論觀點：
首先，澳門街道名稱是殖民遺產與官方權力的投射。據關俊雄（2021）在《澳門總督街名研究》的整理，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間，澳葡政府大量使用歐陸或殖民地官員的名字來為城市幹道“命名”，如紀念前總督、宗教人物或葡國戰役勝利[8]。此種做法並非單純的標示，而是將殖民者的政治與文化符號直接“烙印”在空間中。藉由街道命名凸顯自身統治正統性的同時，也有意識地淡化或忽視在地華人社群的歷史脈絡，呈現出明顯的權力不對稱。華人居民則在日常溝通時運用舊稱或口語式描述，如以廟宇、行業、方位為命名依據（例如“媽閣街”“營地大街”），形成“官方與民間”並存的雙重符號系統。直至1969年官方推行雙語路牌，才正式將華人傳統稱呼納入城市地圖，某種程度上承認了本地社群的文化存在，卻也延續了既有權力格局的基本架構。
其次，透視了澳門回歸與本土化——政治意識形態的再調整。1999年澳門回歸後，原有的殖民地地位轉換為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的施行使得中葡雙語並立在法理上持續保留。政府在面對街道命名時，從過去以葡式紀念為主，逐漸加入更多本土象徵元素。有些帶有強烈殖民象徵或具有負面意涵的街名在回歸前後陸續被撤換，如將部分以極端殖民將領命名的圓形地改為中性名稱；新開發區則以中國城市命名（如“北京街”“黑龍江街”），或加入“友誼”“奧林匹克”等標語式詞彙。這種命名轉變並非自發，而是出於新的權力邏輯：在維繫澳門與葡萄牙歷史連結的同時，也要彰顯與內地文化的整合，突顯中華民族認同及“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城市定位。
此外，澳門街道名稱是民間參與與在地協商的集中體現。街道命名並非僅由官方單方面決定。列斐伏爾認爲，空間的生產還包含“使用者”與“被規劃者”在日常實踐中的回應或抵抗。澳門的街道研究顯示，許多華人社群在實際口語交流時，仍維持自家族或行業傳下的稱呼，如“快艇頭街”“賣草地街”。一旦官方正名造成負面聯想或不符合在地習俗，居民也會透過社區團體或文化工作者提出訴求，甚至要求更改。像某些昔日被稱為“妓院街”“窮里”的巷弄因現代觀感或風水忌諱，而經多番討論後才做了更名。這類過程體現了民間話語權在後殖民治理架構中的位置：儘管政治上有中央與特區政府的權力支配，社群仍能在小尺度的街道命名議題上進行協商，一定程度上展現本土意識形態。
總而言之，街道命名在澳門這座中西匯融的城市裡，猶如一本濃縮的歷史書：既保留殖民地符號與華人俗稱的並存，也隨著經濟、政治環境而不斷調整。其背後涉及權力與意識形態的角力，同時形塑了澳門獨特的跨文化空間。通過對街道命名進行深入剖析，能更完整地理解澳門作為多元文化城市的風貌，也為後續研究城市語言景觀與空間生產提供更豐富的參考。
【作者簡介】宋少婷（1995-），澳門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文化經濟、文旅融合。
【參考文獻】
[1] 關俊雄. 澳門總督街名研究[M]. 澳門: 民政總署文化康體部, 2021.93.
[2] M. Estaji S A.The Landscape of Applied Linguistics Research: A Decade of Themes[J/OL]. Iranian 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2025. https://journalscmu.sinaweb.net/article_211882_5d82a6f33c5993cc1bdd666e4cdf9597.pdf.
[3] Shields R. Henri Lefebvre: Love and Struggle: Spatial Dialectics[M]. London: Routledge, 1999.
[4] Landry R, Bourhis R Y.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7, 16(1): 23-49.
[5] Gorter D. Methods and Approaches in Linguistic Landscape Research[M]/Pütz M, Mundt N. Linguistic Landscape: Expanding the Scenery.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2019: 38-57.
[6] Shohamy E. Language Policy: Hidden Agendas and New Approaches[M]. London: Routledge, 2006.
[7] Bhatti S, Saleem M, Goswami N. Language Policy and Power Dynamics in Pakistan[J]. Language Policy Journal, 2024, 18(3): 245-263.
[8] 關俊雄. 澳門總督街名研究[M]//澳門街道－城市紋脈與歷史記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澳門: 民政總署文化康體部, 2021.96-97.
[9] Yao X. Geosemiotics and Linguistic Landscapes: A Case of Hong Kong[J]. Semiotic Studies, 2025, 33(1): 72-89.
[10] Dunlevy D. Language Landscapes at Europe’s Borders[J].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025, 28(2): 132-149.
[11]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Oxford: Blackwell, 1991.
[12] Harvey D. .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13] Harvey D.The urban experience[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14] Soja E W.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M]. Oxford: Blackwell, 1996.
[15] Harvey D. Rebel cities: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M]. London: Verso, 2012.
[16] Azaryahy M. The power of commemorative street name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96, 14(3): 311-330.
[17] Light D. Street names in Bucharest, 1990–1997: exploring the modern historical geographies of post-socialist change[J].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004, 30: 154-172.
[18] Alderman D H. Place, naming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landscapes[M]//Graham B, Howard P. 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Heritage and Identity. Farnham: Ashgate, 2008: 195-213.
[19] Kong L, Yeoh B S A. The Politics of Landscapes in Singapore: Constructions of “Nation”[M]. Syracuse (N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0] Girter D. Methods and approaches in linguistic landscape research[M]//PÜTZ M, MUNDT N. Linguistic Landscape: Expanding the Scenery.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2019: 38-57.
[21]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Translated by 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l,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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