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雙重視角中觀察古典：評內特爾《德黑蘭的波斯古典音樂：變遷的方式》
Examining the Classical from Dual Perspectives: A Review of Bruno Nettl The Radif of Persian Classical Music, Studies of Structure and Cultural Context
作者: 薛焱方
关键词: 布魯諾•內特爾波斯古典音樂音樂人類學西方化與現代化音樂文化變遷音樂雜交 Bruno Nettl; Persian Classical Music; Ethnomusicology; Modernization and Westernization; Musical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Musical Hybridization
摘要：圍繞布魯諾·內特爾（Bruno Nettl）《德黑蘭的波斯古典音樂：變遷的方式》展開分析，探討其在音樂人類學和城市音樂研究領域的學術貢獻。文章首先概述內特爾如何通過梅利亞姆（Alan P. Merriam）的“概念—行為—音聲”三重框架，分析波斯古典音樂在現代化進程中的適應與變遷。隨後，書評深入討論內特爾對“西方化”與“現代化”的辯證思考，揭示兩者並非簡單的文化取代或對立關係，而是地方性音樂文化在不同歷史和社會語境下的協商與再創造。此外，還結合反本質主義的理論視角，批判性地分析內特爾如何理解波斯古典音樂的文化流動性，以及“音樂雜交”（hybridization）在全球音樂文化變遷中的作用。最後，從學術貢獻的角度評估該書的理論價值，指出其不僅為波斯古典音樂的研究提供了實證支援，也為全球範圍內的城市音樂研究、跨文化音樂互動及地方性音樂文化的適應機制提供了重要的學術參照。
關鍵字：布魯諾·內特爾波斯古典音樂音樂人類學西方化與現代化音樂文化變遷音樂雜交
Abstract:This review critically examines The Radif of Persian Classical Music: Studies of Structure and Cultural Context by Bruno Nettl, focusing on its academic contributions to ethnomusicology and urban music studies. First, it outlines how Nettl employs Alan P. Merriam’s tripartite framework of “concept–behavior–sound” to analyze the adap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Persian classical music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e review then delves into Nettl’s dialectical perspective on “Wester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demonstrating that these processes are not simply cultural replacement or opposition but rather negotiations and re-creations of local musical traditions within distinct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urthermore, adopting an anti-essentialist theoretical approach, this review critically assesses how Nettl interprets the cultural fluidity of Persian classical music and the role of “musical hybridization” in global musical transformations.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contributions, the review evaluates the book’s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book not only provides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study of Persian classical music, but also offers important academic references for urban music research, cross-cultural musical interactions, and the adaptive mechanisms of local music cultures on a global scale.
Keywords:Bruno Nettl; Persian Classical Music; Ethnomusicology; Modernization and Westernization; Musical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Musical Hybridization
布魯諾·內特爾（Bruno Nettl）是音樂人類學領域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關於音樂與文化之間關係的研究，已對當代音樂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其文章《德黑蘭的波斯古典音樂：變遷的方式》原著於1985年出版，而後2017年得以翻譯成中文收入書中出版發行。 這篇論文深入剖析了波斯古典音樂在當代德黑蘭的演變及其文化脈絡，成為該領域的經典之作。 文章的核心問題在於探討音樂如何與城市的社會、政治、歷史及文化背景交織，並在多重變遷中逐步重構其形式與內涵。通過結合音樂人類學與城市音樂研究的雙維度，內特爾全方位地探討了德黑蘭及其音樂文化的變遷，揭示了音樂與社會變革之間的深刻聯繫。另外，縱觀內特爾的研究，他不僅深入挖掘了古典波斯傳統音樂文化的變遷，還將波斯古典音樂置於現代化、城市化與全球化的交匯點，探索了音樂如何作為文化實踐在快速變遷的社會環境中保持其生命力並不斷演變。這一研究不僅顛覆了傳統音樂學對音樂形式和結構的分析模式，還將音樂的文化背景、社會脈絡及政治變遷等因素納入考量，充分展現了音樂與社會結構的密切聯繫。通過這種跨學科的研究方法與多維度的理論視角，內特爾為音樂人類學、特別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性音樂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撐。
由此可見，內特爾的成功之處在於他突破了當時音樂人類學研究視野的局限。無論是在跨文化研究、城市音樂學還是全球化音樂學等領域，內特爾的學術貢獻均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音樂人類學越來越需要關注如何平衡全球化與地方文化之間的關係，而內特爾的研究為這一課題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與實證支撐。因此，內特爾在音樂人類學領域的研究不僅深化了對城市音樂學科的理論構建，也為我們理解全球化如何在地方性音樂文化中引發的結構性變動提供了實質性見解。文中關於考察波斯古典音樂的變遷，他揭示了地方音樂文化在面臨外部文化衝擊時，如何在保留傳統元素的同時進行自我調整與再生。內特爾的分析表明，音樂不僅是全球化過程中的文化載體，也成為了地方文化應對現代化挑戰的重要工具。
關於洛秦先生引進翻譯出版《八個城市的音樂文化傳統與變遷》一書的學術意義，洛秦先生本人在序言中提到，音樂人類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中国的研究經驗不多；希望能對該學科在中國的建設和發展有貢獻。一方面，內特爾學術背景和研究中，提供了與傳統音樂史學截然不同的視角與方法。通過結合內特爾的研究成果，洛秦通過《八個城市的音樂文化傳統與變遷》一書的翻譯及審校工作，將跨文化的音樂比較、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音樂發展以及城市音樂學的獨立視野引入中國學術討論，力求為中國城市音樂研究提供指導。
另一方面，該書通過多城市的案例研究，強調音樂文化如何在現代化、全球化進程中與地方性文化相互作用，尤其是在城市環境中如何維持其獨特性並應對外部壓力。洛秦通過本書的翻譯與引進，進一步推動了中國城市音樂人類學的理論構建，提出了地方性音樂如何在全球文化互動中進行自我再創造的議題，並關注中國經驗的獨特性與全球城市音樂變遷的共性。全書共有8個不同城市的案例組成，而本文主要針對書中的第四案例進行評述。
根據《德黑蘭的波斯古典音樂：變遷的方式》全文，內特爾不僅僅是對波斯古典音樂的個案分析，也是對音樂人類學學科方法論的一種突破性的拓展。正如上文已經提過的，他的研究並未將音樂視為單純的藝術表現，而是深刻地將其置於文化和社會背景中進行探討，尤其是在如何理解音樂作為文化載體的角色方面，提出了極具前瞻性的觀點。這個觀點將音樂人類學置於文化大背景下，在當時是具有瞻前性的。
回顧文章，首先內特爾分析了德黑蘭波斯古典音樂的歷史發展，從它的傳統根源到當前的變遷過程。文中探討了波斯音樂在20世紀以來的顯著變化，尤其是在現代化、城市化以及伊朗伊斯蘭革命後的政治環境中，音樂如何作為文化和社會身份的表達。同時內特爾通過音樂人類學的方法，結合城市音樂研究框架，打破城市的地理環境邊界概念，擴展至文化空間維度以音樂學分析及文化背景的深入探討，展示了波斯音樂在都市環境中的多樣性及其與社會變遷的密切聯繫。該文的核心論點是：“波斯古典音樂在德黑蘭的城市化與全球化背景下，既面臨著傳統斷裂的危機，也展現出強大的適應性與創新力，其變遷方式體現了文化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的複雜互動。”內特爾通過對德黑蘭這一特定城市環境的聚焦，揭示了波斯古典音樂如何在城市化進程中重新定義自身的社會功能與文化意義。他指出：“德黑蘭不僅是波斯古典音樂的地理中心，更是其文化意義生成與再生產的核心場域。”這一觀點強調了城市是文化變遷的重要載體，也成為城市音樂研究新的理論依據。此外，在音樂人類學的研究維度下，內特爾為我們深入剖析了波斯古典音樂的文化內涵及其社會功能價值。他引用了一位德黑蘭音樂家的話：“波斯古典音樂不僅是聲音的藝術，更是靈魂的語言，它承載著我們對歷史、信仰和生活的理解。”這種對音樂的文化解讀，超越了形式分析的局限，揭示了音樂作為社會文化實踐的本質。
從文章結構上來看，首先介紹了波斯音樂的基本特徵，並詳細分析了德黑蘭的音樂生態。隨後，作者探討了傳統波斯音樂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具體改變，特別是如何面對西方現代音樂的影響、先進音樂錄音技術的普及、以及政治運動對音樂表現的衝擊。文中還探討了傳統音樂的表演文化、音樂教育的變化、以及音樂在當代伊朗政治與文化中的象徵意義。從城市音樂研究的視角，內特爾揭示了城市化對波斯古典音樂的深刻影響。作者指出：“德黑蘭的城市化進程不僅改變了音樂的傳播方式，也重塑了其受眾群體與文化意義。”例如，隨著城市空間的擴展，波斯古典音樂的表演場所從傳統的宮廷和私人沙龍轉向公共音樂廳和廣播電臺，這一轉變不僅擴大了音樂的受眾範圍，也使其社會功能從精英階層的文化象徵轉變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
其次，內特爾還特別關注了全球化對波斯古典音樂的衝擊與重塑。尤其聚焦在“傳統音樂”探讨上。在文章開頭，內特爾就引用了梅利亞姆（Alan P. Merriam）的觀點，在關於音樂文化變遷的論述中提及音樂人類學家及地方文化當事人對“傳統”與“變化”之間複雜關係的認知。在原文中探討音樂傳統變化的原因時，作者直接引用了梅利亞姆的觀點：“將古典波斯音樂的變化歸納為文化內部因素和文化外部因素。”[1]123他認為，內部變化的可能性主要取決於文化內部對音樂概念的界定、同一音樂體系內不同音樂文化的相互影響，以及文化內部的變異對音樂變革的誘發作用（Merriam，1955及1958）①。這些觀點為音樂人類學研究提供了基礎框架，強調了音樂在文化系統內部的動態演進。內特爾不僅關注音樂的形式和結構，還深入探討了音樂生產、消費和表演背後的社會動力學，這些元素都是其研究的關鍵。從這一理論視角出發，我們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波斯古典音樂在德黑蘭的變遷。德黑蘭作為伊朗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其音樂傳統受到內部社會變革與外部全球化潮流的雙重影響。例如，現代化進程帶來的都市化生活方式改變了音樂傳播的媒介與受眾的審美偏好，而伊朗革命后國家政策對音樂文化的重塑則體現了文化內部因素如何影響音樂的繼承與發展。
在內提爾的表述中，他提到音樂人類學家們普遍認為：落後地區或亞洲一些文明度較高的社群，其音樂文化的發展過程通常經歷兩個階段：“靜態的早期”和“快速變化的近期”。然而，儘管早期的變化微小且緩慢，近期的變化迅猛且顯著，但在音樂人類學家及地方文化當事人的心目中，早期的音樂被認為是“活的”傳統，而近期的音樂則被視為傳統的“消亡”。[1]122這一觀點看似充滿矛盾，实际上在文化研究领域揭示了“傳統”与“现代”概念的张力。映射了部分人們對傳統音樂的情感依附和對現代化衝擊的抵觸。在某些文化群體眼中，現代化帶來的變化並非文化的自然演變，而是一種對本土文化根基的威脅。在這種觀點下，現代化、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可能會導致傳統音樂的“消失”，不僅僅是形式上的改變，更是社會、文化和身份認同的喪失。另一方面，這一觀點的提出者梅利亞姆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視角，他提醒我們，早期的“靜態”傳統並非沒有變化，只是這些變化發生得非常緩慢，難以察覺。這意味著文化和音樂總是處於不斷變動之中，只是我們習慣性地將變化與現代化、外部因素聯繫起來，忽視了傳統內部的細微變化。此外，該觀點還啟發我們重新審視文化的持續性與變遷，傳統音樂的“活力”與“消亡”並非是靜態和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歷史性的。文化、社會和音樂本身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們在不斷地吸收和回應社會變革、政治壓力、文化碰撞和技術進步中進行自我調整和轉型。在這一過程中，傳統和現代並非是對立的，它們更應該被視為相互交織、共同塑造的過程。傳統文化的“活力”並非僅僅依賴於對過去的完美保持，而是依賴於文化在變化中找到新的生機和意義。
因此，我們需要摒棄“傳統”與“現代”對立的觀點，理解它們之間是一個動態的、相互作用的過程。即便是在全球化和現代化的影響下，地方性文化依然可以通過適應和再創造來保持其文化的獨特性和活力。引用文章中的原話：“全球化既是對傳統的挑戰，也為波斯古典音樂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如文中作者列出一些土著音樂家嘗試將西方音樂元素融入波斯古典音樂中，創造出新的音樂風格。這種創新雖然引發了關於傳統與創新之間平衡的爭論，但也為波斯古典音樂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文章結尾，內特爾總結道：“波斯古典音樂的變遷並非簡單的傳統消逝，而是文化傳統與現代性之間不斷對話與協商的過程”。這一結論為波斯古典音樂的研究提供了深刻的思考，從而體現了傳統與現代之間並非對立；而是相互滲透、互動的複雜關係。由此可見內特爾透過這一觀點向我們傳達，波斯古典音樂在面臨現代化的挑戰時，並非在失去傳統的過程中消逝，而是在不斷的文化交鋒中，重新定義了其社會功能與文化價值的立場。說明，波斯古典音樂這一變遷過程不侷限於是文化傳承的延續，更是對過去的不斷反思與再創造。此外，內特爾的論述還讓我們認識到，音樂的生命力並不在於它是否停留在歷史的框架中，而在於它如何在歷史的流轉中保持與時俱進的活力。這一洞察為理解傳統音樂在現代社會中的生存方式提供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尤其是如何在保持文化特徵的同時與時俱進。
二、研究方法與框架
我們已經清楚，內特爾在文中的研究方法是基於音樂人類學的理論框架，強調音樂與文化、社會結構及歷史的交織關係。由於《德黑蘭的波斯古典音樂：變遷的方式》是一部從音樂人類學與城市音樂研究視角探討波斯古典音樂在現代化進程中變遷的學術論文。作者結合梅利亞姆（Alan Merriam）的音樂人類學理論體系，從“概念—行為—音聲”②三重分析框架出發。這一框架強調音樂的三個層面分別是：“概念”指音樂所代表的文化意義與認知；“行為”指音樂的社會實踐與演奏行為；“音聲”則是音樂的聲音和形式本身。③在內特爾的研究中，他通過這一框架體系詮釋了波斯古典音樂在德黑蘭現代化進程中的改變，並闡釋了這些變遷背後的深層文化、社會與歷史動因。
第一點，內特爾在文章中指出，波斯古典音樂不僅僅是聲音的集合，它承載著豐富的文化意義和歷史傳承。音樂作為文化表達的載體，反映了德黑蘭社會的文化認同和歷史記憶。 例如，內特爾引用德黑蘭一位音樂家的話：“波斯古典音樂不僅是聲音的藝術，更是靈魂的語言，它承載著我們對歷史、信仰和生活的理解。”④這句話展現了音樂如何在社會中作為文化認同的載體，反映了“概念”層面的文化意義。例如，他指出：“德黑蘭的城市化進程不僅改變了音樂的傳播方式，也重塑了其受眾群體與文化意義。”再次證明城市音樂研究不僅侷限在離地範圍，同時也強調了城市作為文化變遷的重要載體。
其次，在“行為”層面，內特爾分析了波斯古典音樂的社會實踐與演奏行為，特別是在城市化和全球化背景下，音樂如何在不同社會階層和群體之間傳播與演奏。內特爾探討了德黑蘭的音樂生態變化，特別是音樂演出場所的變化，波斯古典音樂從傳統的宮廷和私人沙龍轉向了公共音樂廳和廣播電臺，這一轉變不僅擴大了受眾範圍，也影響了音樂的社會功能。“德黑蘭的城市化進程不僅改變了音樂的傳播方式，也重塑了其受眾群體與文化意義。”⑤這一點顯示了音樂實踐和社會互動如何在不同社會結構中發生變化。
在“音聲”層面，內特爾分析了波斯古典音樂的具體音樂形式和聲音特徵，解析了它如何在面對現代化、全球化和西方音樂元素的融入過程中進行適應和變革。他詳細討論了波斯古典音樂在音響和演奏技巧上的變化，特別是在引入西方音樂理論體系和錄音技術后，傳統音樂形式如何逐步轉變。這些變化展示了音樂的形式和聲音層面如何在現代化進程中進行再塑造，從而形成新的音樂表現形式。
綜上所述，內特爾的研究通過“概念—行為—音聲”三重框架，全面解析了波斯古典音樂在現代德黑蘭的文化革新，展示了音樂在不同層面上的互動與改變，反映了傳統與現代、地方性與全球化之間的複雜關係。從不同維度上反思，內特爾成功借助將音樂人類學中梅利亞姆的三重分析框架與城市音樂研究的空間、社會結構分析相結合，構建了一個多維度的研究模型。這一模型不僅適用於波斯古典音樂的研究，也為其他傳統音樂在城市化進程中的變遷研究提供了方法論借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內特爾還採用了跨學科的分析視角，將音樂視為一種文化符號，強調音樂在社會變遷中的功能與作用。在分析過程中，不僅關注音樂本身的特徵，也仔細考察了音樂活動所處的社會結構及其政治經濟背景，並對比了不同時期和不同群體的音樂表現，從而揭示出音樂與文化身份之間的緊密聯繫。
可見，內特爾的研究深化了音樂人類學對音樂作為文化實踐的理解。他通過對波斯古典音樂的概念、行為和音聲層面的分析，揭示了音樂在社會文化中的多重功能，且強調了音樂的文化意義。此外，作者通過對德黑蘭城市化進程的分析，揭示了城市空間、社會結構和文化變遷對音樂傳統的深刻影響為城市音樂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框架和實證案例。
三、學術貢獻與意義
這篇文章的學術價值在於其深入探討了波斯古典音樂在一個快速變化的城市環境中的發展及其變遷方式，並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來理解音樂與城市生活的互動。該文不僅深化了我們對波斯古典音樂的理解，也為音樂人類學和城市音樂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框架和方法論支援。內特爾的研究不僅對音樂學領域做出了貢獻，還為音樂人類學和城市音樂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案例，將波斯音樂的研究帶入了新的討論空間。
文章在當代音樂學界的意義也不可忽視。它將傳統音樂研究與現代音樂變遷相結合，展示了音樂如何在全球化、現代化及文化政治的交織影響下進行調整和相互適應與創新。內特爾在文中提出了“音樂作為變遷的媒介”的觀點，強調音樂不僅是文化表達的工具，更是理解社會動態與身份政治的重要途徑。同時，內特爾通過對德黑蘭的社會結構深入剖析，解釋了波斯古典音樂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複雜變遷軌跡。他指出：“波斯古典音樂的變遷並非簡單的傳統消逝，而是文化傳統與現代性之間不斷對話與協商的過程。”這一觀點打破了傳統研究中“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強調了文化變遷的動態性和多樣性。這也是全文的探討的核心焦點之一。
最後，內特爾特別關注了全球化對波斯古典音樂的影響，提出：“全球化既是對傳統的挑戰，也為波斯古典音樂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這一理念的中心思想其實是對“西方化”與“現代化”的辯證思考。內特爾借助分析音樂家將西方音樂元素融入波斯古典音樂的嘗試，從而論證了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融合的這一複雜過程。這項研究為全球化與地方性互動的理論探討提供了實證支持，也為其他傳統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命運研究提供了新範式。具體表現為，內特爾在分析波斯古典音樂如何在西方化的影響下發展時，明確指出，這一過程並不是簡單的“西方文化壓倒地方性文化”的單向度現象。他認為：“西方化在波斯古典音樂中產生的影響並非是對傳統的簡單取代，而是通過與本土文化和價值觀的互動，創造出新的表達方式”⑥。這表明，西方化作為一種外部文化力量，並沒有單純地壓倒傳統音樂，而是在交融過程中促進了音樂文化的轉型與再創造。而在“現代化”的探討中，內特爾指出，這一進程並非僅僅意味著對傳統文化的淘汰，而是包含了在傳統框架內對現代元素的吸納調整與之相互平衡。
接下來我們繼續回顧內特爾在《德黑兰的波斯古典音乐：变迁的方式》文章中小標題“西方化和現代化”的具體表述。 他認為波斯古典音樂在現代化進程中具有雙重身份。也就是是在“西方化”與“現代化”之間的兩種立場。內特爾指出，儘管波斯古典音樂有其深厚的本土文化根基，但其與西方音樂的關係並非簡單的對立或排斥，而是多維度的互動與融合。德黑蘭的音樂人和觀眾對於西方音樂的態度也呈現出一定的模棱兩可，尤其是在音樂的“本質”（essence）和“性質”（nature）方面存在分歧。[1]145
具體實例體現在文中內特爾轉述了伊朗一位傑出的保守表演藝術家對音樂文化的看法。他認為音樂的本質是通過文化而聯繫在一起的，每種音樂都能被其所屬的文化所理解，體現了文化對音樂的“本質”的獨特解釋。然而，西方音樂在這位藝術家的視角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他認為西方音樂的本質是跨文化和跨民族的，因此所有人都能理解這一音樂形式。這種觀點反映出兩種古典音樂體系之間的差異，波斯古典音樂的“本質”是波斯文化獨有的，而西方音樂則被認為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
與此同時，還提到了奧科比安（Zaven Hocobian）提出的“音樂雜交”（hybridization）概念，展現了波斯音樂與西方音樂之間的相互滲透與融合。這再一次表明了在全球化和現代化的背景下，音樂不再是孤立的文化現象，而是在跨文化交流中展現出新的面貌。“雜交”在此指的是不同音樂傳統之間的相互融合，既保留了各自的特色，又通過文化交流形成了新的音樂形式。這一“雜交”的過程不僅是音樂的跨文化適應，也是文化認同和創新的體現。 既體現在音樂的“本質”上，也體現在音樂文化的“性質”上，展示了波斯古典音樂在全球化進程中的適應與創新，以及音樂雜交在不同文化之間搭建橋樑的潛力。
從學術貢獻的角度來看，內特爾的《德黑蘭的波斯古典音樂：變遷的方式》為音樂人類學和跨文化研究領域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和實證貢獻。內特爾通過對波斯古典音樂在時間維度中的變化進行深入討論，特別是在“西方化”與“現代化”的背景下，體現了音樂作為文化載體不是絕對不變的。表明在音樂全球化大背景下，不同音樂傳統之間的融合不是簡單的文化侵略，而是文化交流和再創造的過程。內特爾通過這一框架分析了波斯古典音樂與西方音樂的互動，展現了文化範疇的模糊性和音樂傳統的動態性。文章內核觀點不僅打破了傳統音樂學對音樂形式和結構的靜態分析模式，還提出了音樂與社會、文化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擴寬了研究視野。
綜上所述，該文章在理論框架、研究方法和實證分析方面均具有突破性; 從學術意義來看，對音樂人類學、城市音樂研究和非歐洲傳統文化研究均具有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作用。 可啟發我們在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拓展研究範圍，並且借鑒此方法繼續探討波斯古典音樂在德黑蘭以外的伊朗其他城市的狀況，以及在全球範圍內的傳播和影響。此外，關於文章中現代音樂技術輔助以及先進的音樂傳播手段方面；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新媒體對傳統音樂的影響未來也值得深入研究，甚至可以結合當下熱門的音樂工程學與人工智能等學科多模態的結合。
四、優勢與不足
內特爾的跨學科視角極具深度，充分結合了音樂學與人類學的優勢，為波斯音樂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框架。並且，結合梅利亞姆理論體系，有理有據具有說服力，使文中的分析更具實證性。此外，作者的文筆清晰且有條理，理論與案例與表格相輔相成，能直觀，且有效吸引對波斯音樂與城市音樂感興趣的讀者。另一方面，內特爾透過音樂人類學不僅僅關注音響的研究，更多的聚焦在社會，人文跨學科的研究上。擴展了音樂學的研究邊界與視域。
不足之處在於，就音樂分析緯度考量，文中部分音樂分析較為簡略，對一些音樂特徵的細緻探討可能讓音樂學背景的讀者感到不夠深入。
此外，文章在某些方面還存在不足，尤其是在文化權力關係的視角下，其分析傾向於從主流文化的角度出發，而未能充分挖掘波斯古典音樂在邊緣化進程中的複雜性。如在現代化進程中，西方音樂文化的強勢地位可能對波斯古典音樂的傳統結構和文化意義產生深刻影響，但內特爾的研究並未對此給予足夠的關注。一些音樂家可能因無法適應現代音樂產業的需求而被邊緣化，但這些音樂家所承載的文化意義和歷史價值卻不容忽視。內特爾的研究未能充分探討這些音樂家的命運，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研究的全面性和深度。此外，伊朗國內的文化政策和社會結構也可能對波斯古典音樂的變遷產生重要影響，但內特爾的研究未能深入探討這些問題。
內特爾的研究主要聚焦於德黑蘭這一波斯古典音樂的中心城市，關注的是在城市化與全球化背景下，波斯古典音樂如何適應現代社會的需求並實現創新。然而，這種研究視角更多反映了文化強勢一方的聲音，即那些能夠適應現代化進程並從中獲益的音樂家和受眾群體。 內特爾提到：“全球化既是對傳統的挑戰，也為波斯古典音樂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這一觀點雖然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但卻忽視了那些因無法適應現代化而被邊緣化的音樂傳統和群體。從個人見解來看，內特爾的研究未能充分探討古典波斯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的邊緣化問題。例如，德黑蘭以外的伊朗其他城市和鄉村地區的波斯古典音樂傳統，在城市化與全球化的衝擊下可能面臨更為嚴重的斷裂與消亡。這些邊緣化的音樂傳統往往承載著更為純粹的地方性文化內涵，但內特爾的研究並未對此給予足夠的關注。
五、反思與心得體會
在閱讀中，笔者深刻感受到了音樂與城市文化之間的密切聯繫。德黑蘭作為一個多元化且經歷劇變的都市，其音樂文化的變遷恰恰折射出了現代波斯社會的文化身份重構。在波斯古典音樂的研究中，音樂不僅僅是音符的組合，它是一種承載文化記憶、傳遞社會價值與政治意識的媒介。笔者開始對內特爾所採用的“他者”（即第三者）立場產生了更為深刻的反思。內特爾的研究從音樂人類學的視角出發，分析波斯古典音樂在德黑蘭城市化和全球化進程中的變遷與創新；但正如本文在“優勢與不足”部分談到的觀點所說，這種分析方法無疑是從某種程度上站在了“他者”的立場上進行的。這個“他者”視角既有其積極的一面，也蘊含著潛在的消極性。為了更清晰地闡明這一點，我們需要從哲學中的“他者”概念出發，探討其如何在音樂文化的研究中體現出多維的互動機制。總的來說，从音樂哲學的角度看，“他者”有兩面性。一方面是積極的，為比較研究提供了基礎；另一方面是消極的，容易出現強勢文化的中心主義或霸權主義，而弱勢群體則依照他者的眼光來塑造自己的音樂文化。
從音樂人類學的角度來看，內特爾的研究強調了音樂作為文化表達和社會互動的功能，並將其置於當代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中。首先，我特別認同他在文中提出的“音樂變遷的方式”，這種方式不僅是音樂風格的演變，更是音樂與社會變遷的相互作用。音樂不再是孤立的藝術形式，它深深嵌入於每一個社會的文化結構中，成為詮釋歷史和社會動態的一個重要工具。
儘管內特爾的文章《德黑蘭的波斯古典音樂：變遷的方式》在音樂人類學領域具有模範式的指導價值，而通讀全文不難發現，文章中缺少對波斯古典音樂本體的分析及音響的研究。全文內特爾强调把音樂（聲音）作為一种文化现象的維度來進行探討。笔者看來，內特爾把音樂置於更為寬泛的文化概念之下。它不僅僅包括傳統意義上具有旋律、節奏、和聲等音樂要素的聲音組合（即我們通常所說的音樂和音響），還涵蓋了非物理聲學現象在特定文化語境下被賦予的象徵意義。那麼，本文對此提出疑問：缺少音樂本體分析及無音響的音樂研究在本質上與傳統音樂學的核心要素是否存在本質差異？《德黑蘭的波斯古典音樂：變遷的方式》一文探討在音樂人類學研究理論框架下，把音樂與音聲⑦（這裡所說的音聲範圍更傾向於文化的範疇，指文化中的聲音）邊界打碎，缺乏音響的音樂研究是否仍屬於音樂學範疇？這一問題不僅反思對音響研究的開放性思維，也挑戰了音樂與音聲、藝術與文化的界限。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學科命名為“音樂人類學”，由於物件的拓展，是否應改為“文化音聲人類學”？音樂研究領域的邊界如果屬於文化集合體中，那麼音樂研究將不僅僅是對聲音，音響的物理聲學和音樂本體的研究。音樂在材料和結構上從物理層面的“聲音”拓展到文化維度的“音聲”，打破了傳統音樂學研究的界限，但其觀念依然保持不變。然而，我們可繼續思考，音樂人類學的音聲的研究從根本上脫離這一框架，關注的是“文化的音聲”，超越了“物理音響的聲音”所設定的局限，音樂學範疇該如何重新界定？
最後，反思對音樂教育有指導價值。如果將音樂研究邊界擴大置於文化範疇，無音響音樂研究屬於音樂學範疇，那麼音樂教育的內容和方法可能需要調整，以涵蓋更廣泛的研究成果。設想許多傳統音樂形式可能以非音響的方式進行研究探討，例如，對正在逐漸消亡的傳統音樂中尚缺乏譜例和音樂記載的邊緣音樂研究，可以把音響的研究擴展至對文字，音樂史學考古等文化層面的研究，許多傳統音樂形式可能以非音響的方式存在，確定其研究歸屬是否可以更好地保護和傳承這些文化遺產？目前為止這當然只是一種大膽的設想。
六、結論
《德黑蘭的波斯古典音樂：變遷的方式》是一部深具學術價值的作品，內特爾的研究結合了音樂人類學、城市研究、社會學和文化等多個學科的多重理論與方法，推動了跨學科研究的多模態發展。他通過對德黑蘭城市空間的分析，探討了音樂表演場所的變遷對音樂文化的影響。這種跨學科、跨文化的研究方法不僅豐富了音樂人類學的研究內容，也為其他學科提供了不同維度的切入視角。這篇文章內特爾向我們充分展示了古典波斯音樂在現代社會中的適應與變遷過程以及遇到的困境，並為我們提供了有關音樂、城市和文化身份的深入反思。對於研究音樂與社會關聯、音樂與都市發展的學者和學生來說，則該文無疑是一部標竿式的參考資料。
【作者簡介】薛焱方（1993-），澳門城市大學創新設計學院藝術學（音樂學範疇）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當代音樂研究，法國早期多聲部音樂研究。
①參見Merriam， 《音樂人類學》，第307-309頁。也可參見Bruno Nettl, Change in Folk and Primitive Music: A Survey of Methods and Studi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usicological Society, 1955(8): 101-109以及Historical Aspects of Ethnomusic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58(60):518-532.
②原句摘自Merriam, A. P.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M].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4.“Merriam introduced a three-part framework for ethnomusicological research, emphasizing the examination of ‘music in culture’. His model proposed that the study of music should encompass three analytical dimensions: the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of music, musical behaviors, and the analysis of its sonic characteristics.”
③參見Merriam, A. P.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M].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4.
④參見Bruno Nettl, Historical Aspects of Ethnomusicology,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58(60).
⑤參見Bruno Nettl, Historical Aspects of Ethnomusicology,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58(60).
⑥參見Bruno Nettl, Historical Aspects of Ethnomusicology,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58(60).
⑦“音聲”這個名詞出自宋瑾（2021）《後現代思想與音樂人類學》，序：我與音樂人類學（訪談錄），上海音樂出版社，第5頁。
[1]內特爾, B.德黑蘭的波斯古典音樂：變遷的方式[M], 秦展聞譯, 洛秦審校. 上海: 上海音樂出版社, 2017.
QQ:149039108
00853 65616333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