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當下，“知識份子”一詞高懸於諸種知識、思想、精神討論之上，成為今天人類精英分子闡發理想、情懷、價值立場以及行動實踐的方法、路徑。然而，對“知識份子”的概念切入並非基於對中國古代知識份子精神的承繼，而是基於西方文化的接引。從班達、葛蘭西到薩義德，西方思想家對知識份子進行了一次次的梳理和區分，使知識份子的內涵與外延不斷發生轉變，但中國文化意義上的知識份子精神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闡發與繼承。這其中的原因自然是文化的不自信。今天，在恢復中國傳統文化的背景下，十分有必要對中國文化中“士”的精神所代表的知識份子精神進行喚醒、梳理、重新闡發並得以承繼，使中國文化的根脈得以傳承，並以此來對知識、精神進行一次系統性的整合。對杜甫精神的理解和釋發便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關鍵字：杜甫 知識份子 士 中國文化
當下，“知識份子”一詞高懸於諸種知識、思想、精神討論之上，成為今天人類精英分子闡發理想、情懷、價值立場以及行動實踐的方法、路徑。然而，對“知識份子”的概念切入並非基於對中國古代知識份子精神的承繼，而是基於西方文化的接引，導致諸多問題的產生。從班達、葛蘭西到薩義德，西方思想家對知識份子進行了一次次的梳理和區分，使知識份子的內涵與外延不斷發生轉變，這是基於知識爆炸、大眾崛起、資本主宰、現代性生髮以及國家主義的時代性特徵而應運而起的一次次掙扎、轉身、呐喊甚至撤離、反叛、批判。中國的知識階層一百年來也頗受這些思潮的影響，尤其是近二十年來受薩義德的知識份子影響甚大。後殖民主義思想已經深深地影響著當下青年知識份子，不僅僅是詩人、小說家，還有傳播學者和媒體人，他們在生活中尤其是媒介上表達自己的主張時多以“少數人”、與主流意識形態遠距離甚至對立的方式出現，這可以從2005年底開始大規模出現的博客等自媒體、微博、微信中看得出來。這期間雖然有政治公信力的下降、治理能力的不足等各方面的問題，但知識份子意識的轉變成為重要原因，很多大學把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與批判性思維納入能力之中，而這種國際視野大多數時候指的是西方視野，批判性思維也更多地指向西方式的知識份子精神。
從知識思想的傳播和近二三十年的效果來看，這一思想正在撕裂中國知識份子的整體性思維，使國家與個體、政治與藝術、道與器、自然與人、人與他者及至自我等原來的統一體逐漸變成了對立體，“我”成為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規尺，而基於更為客觀、廣泛的甚至是科學基礎上的精神共同體只要被意識形態運用，也成為批判的對象。為批判而批判，批判成為知識份子的姿態和形象，不再有真理性的公共性，但恰恰相反，他們往往又拿公共性來批判一切。正如同解構主義者那樣是為解構來進行一切批判一樣，近二三十年來的知識份子精神也幾乎同出一轍，為批判而批判。荷爾德林問，誰為尺規？如果國家和主流意識形態不再擁有真理性的尺規，那個它們還有存在的必然性嗎？難道站在對立面的知識份子就擁有了這樣的真理尺規？顯然不是。薩義德認為，只要一個知識份子的思想被政府或主流意識形態所擁有，他也站在那一面時，那麼，他就不再是知識份子。這分明是說，知識份子只是一種姿態，而非真理本身。
如果這種思維是西方知識份子對政府或主流意識形態的一種潛意識的不信任而導致，它或許來自於“民主”一詞潛意識中對個體意識的限制，另一方面則又來自於“自由”一詞對個體力量的召喚。什麼才是真正的民主與自由？民主是由誰來確立？是古斯塔夫·勒龐在《烏合之眾》所闡釋的那種簡單的大眾民意的大數據歸類？還是來自對道德自由的覺悟者所闡揚或量定？在中國文化來講，即民主是道的啟發下對善、仁、義、忠、信等力量的聚義？還是利益之爭下對惡、利害、欲望等的追逐？民主與自由皆由道來確立，執政者和民眾都是道統治對象，知識份子則承擔對道的闡釋。在這樣一種格局下，執政者、知識份子（聖人）、民眾則走向了統一。其實，回溯西方古代知識份子精神，又以何嘗不是如此呢？只是近代以來，特別是近半個世紀以來，世界文化的交流越來越緊密，而在資本和國家利益的追逐下，西方歐美國家在極力確立基督精神和歐美中心主義地位時，就不得不妖魔化與此相對應的伊斯蘭世界和中國，所以薩義德在反抗這種主流文化時，便不得不提出“東方主義”概念，並重新確立“知識份子”精神，但因為這些概念的確立都是由西方文化內部本身出發而確立的，所以，它一方面深受西方知識份子的擁戴，同時也被伊斯蘭地區和中國的知識份子所追逐。
但是，中國文化意義上的知識份子精神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闡發與繼承。這其中文化不自信自然是第一原因，其次則是中國文化的真正內涵並未得到很好地繼承和創新。中國文化走到明清之際已是末端，禮教的嚴苛導致人性的變異和道德倫理的極端虛偽，同時閉關鎖國也導致與世界的交流和發展不能同步，最終被西方的槍炮打敗，也被科學、人文精神所佔領，然而，每一種文化與所有生命、事物的生成發展、衰落、敗完都有規律可循，正如每一年都有春種夏長和秋收，有嚴冬的殺伐，但是第二年仍然會有新的春天，就看這種文化是否有新的生命力，就看這種文化有沒有被嚴冬殺死的根脈。文化的根脈在哪里？在已形成的文化藝術以及各種器物裏，也在還沒有完全褪去文化記憶的人種身上。顯然，這一切不僅存在，而且非常強大，只是沒有被完全喚醒。今天，在恢復中國傳統文化的背景下，十分有必要對中國文化中“士”這一概念所代表的知識份子精神進行喚醒、梳理、重新闡發並得以承繼，使中國文化的根脈得以傳承，當然其中還包含對一百年來流行於中國的西方知識份子精神進行融合、創新，使這種“士”的精神既有中國文化的根脈，又有西方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厚土滋養，成為一種全人類所需要的精神。
在進行這樣一項工作的梳理時，杜甫便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古典知識份子案例。“安史之亂”使杜甫的思想精神逐漸分野。在此之前，他基本上繼承的是自屈原以來的一種“有道則顯”、報效君王的知識份子立場，但是，“安史之亂”之後，隨著與君王之間產生隔閡後，他便轉向對民生疾苦的關懷與表達，開始從君王轉向百姓，從崇尚皇權轉向對道的弘揚，完成了中古時代知識份子“文以載道”、為道存亡的轉型。這種古典知識份子的精神同時也是儒家自孔子和孟子以來一直宣導的士的精神。目下，在研究杜甫的詩歌與精神時，應當弘揚這種中國傳統知識份子士的精神，使其不僅與當代詩歌精神相接洽，而且成為更為廣大的中國知識份子甚至是全人類知識份子的一種存在方式。這將是十分有益的。它不僅使中國知識份子回到文化主體性上來，產生文化自信，而且還可以將這種精神向世界貢獻，為人類精神增添一束耀眼的光芒。
一、杜甫的精神分野
在中國詩歌史上，屈原是第一個闡發士的精神的偉大詩人。他在《天問》中所闡發的那樣一種叩問天地大道、發問國家與君王、質問自我存在的精神，在中國文化的天空裏投入一束燦爛的光芒。這便是知識份子如何在天地國家間存在的思考。他所面對的更多的是天地、祖先和君王，所以，他被稱為中國古代最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這是中肯的。但在他之後，是長久的光芒推衍，直到杜甫才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杜甫的一生以“安史之亂”為界，其前期仍然是延續著屈原以來的那樣一種精神向度，等待著君王的召喚，以君王為中心而行動、寫作。比如《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一詩與《天問》的相似性。
紈絝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
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
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主上頃見征，欻然欲求伸。青冥卻垂翅，蹭蹬無縱鱗。
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於百僚上，猥頌佳句新。
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
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
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
詩言志，在這首詩中盡顯端倪。杜甫覺得自己一身才華，不惜誇飾自我，與屈原真是一脈相承。大概也只有詩人才敢於如此讚美自已，聖人則總是自謙。此時的杜甫，躊躇滿志，信信滿滿。此時的天下，也是一片君王的熱土。天寶九年冬天，年近四十的杜甫聽說玄宗將在來年正月舉行祭祀太清宮、太廟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於是獻上《三大禮賦》，終於得到真命天子的賞識，但也只是待命集賢院。不久之後，“安史之亂”爆發，玄宗西逃，肅宗即位。杜甫便投奔肅宗。肅宗給以左拾遺之職，不料，他又在拯救別人的過程中受到牽連，被貶華州。雖然後來還有轉機，但到底與皇帝心路迢迢，像遊子一樣踏上了“流亡”之路，寄人籬下，鬱鬱而終。
與皇帝產生隔閡，這對一心要為官報國者的杜甫來講是一件不幸之事，但對詩人杜甫來講，則迎來了他詩心的偉大轉變。在此之前，他已經開始有了變化。這便是“安史之亂”帶來的悲苦世情。真是“國家不幸詩人幸”！家國情懷才是詩人通向詩聖的唯一途徑。“安史之亂”時，他寫下《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冠形勢圖狀》《幹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和《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並為剿滅安史叛軍獻計獻策。那時的杜甫，雖然仍然懷著心向君王的種種念想、詩歌寫作，但也逐漸轉向心懷黎民、心向大道的精神。
及至與君王產生隔閡後，他便只能心系天下、弘揚大道了。這真是“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就是在那個時期，他寫下不朽的史詩“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這些詩歌開始了他作為一名現實主義詩人的偉大征程。可歎的是，這樣一條偉大的征程，伴隨的是詩人悲苦的人生。一條是向上的精神之路，直達天道。不僅有“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千古悲絕，同樣有“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虛空呐喊。在這裏，我們不僅能看到屈原的影子，那種獨自徘徊、天問於浩茫虛空的孤獨、絕望，同樣也看到另一個將自己的生命寄身於蒼茫世間的士子形象，在向天地祈禱，在向皇室籲請。在這裏，詩聖杜甫從虛空裏緩緩而出。一條則是向下的生活之途，直至淒慘離世。
二、杜甫所代表的士的精神
士到底出自哪個時代，又代表哪個階層，從來都有一些爭論，其原因在於一切都處於變動不居之中，且一切事物必然也存在於蒼茫之間，而爭論者始終想使士的概念有一個確定的時間發展表，必然會刻舟求劍，緣木求魚。但這項工作本身是有意義的，它會使我們對士所代表的精神有一個基本的判斷。
據學者們考證，到孔子之時，士基本上代表的是知識份子階層了，且被孔子賦予強烈的使命感。及至唐時，士便基本上代表了那些具有強烈的家國情懷的儒家知識份子。他們不僅學習六經，《易》《春秋》《詩》《書》《禮》《樂》都要習得，還要練習六藝，禮樂射禦書數都得學習。於是，他們從《周易》那裏，擁有能知天地之玄奧，擁有一陰一陽謂之道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還可推演吉凶禍福，能行中醫之道，治病救人。他們是天地的知音。不僅僅如此，他們在天地永恆的變化中，體悟到道的存在，道便成為他們唯一奉行的真理。於是，他們從《春秋》以及《史記》中繼承了一種儒家的史觀，擁有常人不曾有的歷史理性，使他們的言論和行為不僅為自己負責，還要為歷史負責，所謂“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此種寫照。不僅僅如此，在這種史觀之下，他們也便擁有“民為貴，君為輕”“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尊君思想，他們敬奉的是道，君王有道則助之，君王無道則譴之。於是，他們是詩教的受益者和教育者以及創作者，在詩藝中，他們體悟天地之大道、社會之真理、人性之真諦以及人生之得失，他們有此將自己轉身於永恆之中，闡發憂思，“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能有效地借助道家的法門，“有道則顯，無道則隱”，既可保全性命於江湖，亦可捨生忘死、殺生成仁，所謂“求仁得仁”，夫復何求？同時，詩歌還是他們進入世俗大門的通行證，此等法門，何等高妙？於是，他們從小修身，然後齊家，最後奔走四方平天下。他們將文明的禮儀帶到鄉野，將人文精神跡灑天地間。他們要人們敬畏天地、敬畏山川河流，要人們法天法地法自然。在他們的營造下，一個天人合一的精神家園在大地上矗立，在人心上建築。他們贏得了天下的認同，禮儀之邦在東方崛起，而且成為古典時代天下的中心。於是，他們修得兵法，身負韜略，可以安邦治國，出將入相。於是，他們也可精於算數，發展科學。
總之，他們是天地的柱石，道的運行者。他們便是士。所以，唐時，李白不但詩藝寇絕天下，而且身佩寶劍，常行於邊塞間。這便是中國的知識份子。他們與西方同時代的知識份子不同。同時代的西方知識份子，基本都是神學的修習者。在《舊約》中，亞伯拉罕為中世紀的知識份子立了一個像，那便是拄著長杖仰望星空時刻準備著傾聽上帝聲音的聖者形象。但中國的伏羲給後世中國知識份子立了另一個像，這便是仰觀天象、俯察大地，然後胸懷八卦圖的像。中國的知識份子不是一生下來就傾聽一個真理的聲音，而是在修習古人的經典時，依然仰觀天象、俯察大地，體悟而得。中國的智慧是從觀察宇宙整體性之後再確立個體的存在價值，是一種二元論思想。“一陰一陽謂之道”，既是世界觀，也是方便論。在他們看來，有天便有地，有太陽便有月亮，有男人便有女人，而且陰陽是統一的，並非完全對立的。這便是世界觀。在處理萬事萬物之時，他們總是會傾聽至少兩方面的意見，最後達到中庸，使各方面都達到圓滿。中庸並非簡單的折中主義，也並非無原則，天方地圓，所以外圓內方才是處理之法則。於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他們總是傾聽道的聲音。當帝王的思想、行為、道德與道相合，他們便支持、擁戴，當帝王的思想、行為、道德與道相離，他們便批判。這同時也是“民為貴，君為輕”的道理。在他們看來，帝王是國家的象徵，是道的護法，所以，當帝王清明時，忠君便是忠於道，當帝王昏庸時，便批判帝王，以死相爭，甚至推翻帝王。
這便是中國士的精神。他們是鄉賢、士大夫甚至君王。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士，中國的文化才一直延續至今。杜甫在前期對帝王的忠貞、追隨，都是出於他對兩任皇帝的信任。唐玄宗無疑是值得追隨的。在政治上，他有撥亂反正的功德，還設立言官，使知識份子擁有弘道的路徑；在選拔人才方面，他大開選賢之風，使守門士子和有才能的官員有建功立業、實現夢想的機會；在藝術上，他親自宣導文藝新風，百花齊放，使文學藝術達到空前繁榮。他創立了開元盛世，幾乎是所有士子所願意追隨的君王，尤其是泰山封禪，連天地都讚賞他，天下士子又豈能不認為這就是他們所期盼的有道明君呢？在這個時候，李白、杜甫和很多士子都紛紛赴京，等待君王的賞識。在這個時候，君王與道相通，與天地相感應。
但是，隨著他與楊貴妃的熱戀，一切都發生了逆轉，最終導致“安史之亂”。此時，知識份子發現君王無道了，於是，開始勸諫，最終清君側，殺貴妃與其哥哥。這是知識份子唯一能做的事，想使君王回到大道之上。但這樣做的時候，新的君王也產生了，於是，杜甫又轉向新的君王。可是，君王最終因為他的過錯而不能原諒他，使他們之間產生隔閡。在這個時候，他只好轉向大道。這是士聽命於天命的時候，被道召喚的時候。事實上，也只有聽命於道的聲音，士才可以弘毅，才可以真正地負道而行。杜甫最偉大的詩歌也是在此時之後才寫成。
三、士的精神的現代傳承
“五四”以降，西方文化被引入，看起來知識份子是背負西方精神涉洋而來，其實，從根本上來講，他們仍然是背負著士的精神，越洋求法，拯救國家與民族。那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疾呼要革命掉舊文化，迎來新文化，從精神傳承上講，仍然是士的精神。老子曰，反者，道之動。若是沒有這樣的革新運動，土壤板結了的中國傳統文化是再也沒有新生的可能了。一百年來，先驅們幾乎是用一種文化休克的方式將整個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盡數“拿來”，甚至不惜照搬，中國傳統文化中那些腐朽了的東西也幾乎被激蕩一空，現在，重新恢復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文化結合，同時吸收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優秀養分而重新創造一種全新的文化，這是當前中國知識份子的使命。
只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空缺”的一百年左右，知識份子精神的構建基本上都沿是在用西方知識份子精神的結構、方法、觀念。比如，中國知識份子基本上捨棄了沿用數千年的“道”這一概念，不再用中國文化“一陰一陽謂之道”的觀念和方法論，而是以“理性”甚至中性化的“哲學”這一概念代替“道”，採取的方法則籠統地用“科學”。君王也不存在了，黨派產生。代表國家意志的是黨。過去，君王與知識份子共同遵守的是聖人制定的大道，現在，黨派和知識份子共同遵守的是黨的理論、方針。但在1980年代進一步改革的時候，在西方文化以及世界多元文化的影響下，黨派與知識份子在信仰上產生了分野。尤其是，當大學裏大量用西方文化為價值觀的教材後，西方知識份子的精神便自然地開始影響中國的青年，幾十年之後，這些精神滲入青年人的靈魂，逐漸構建起了一套西方知識份子精神。而此時，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精神並未恢復。所以，從根本上來講，當下青年知識份子所接受的那些一些知識份子精神是缺乏文化主體性的。
從西方文化有關知識份子精神的探討來看，基本上有三個時期，一是朱利安·班達在《知識份子的背叛》中所探討的知識份子精神，他梳理了西方幾千年來知識份子如何肩負人類重大使命的精神實質，繼而分析了“上帝死了”之後，尤其是在分析一戰和二戰之後知識份子的精神狀況後，認為，知識份子並非擁有知識份子的知道分子，而是極少數人，他們擁有超越國家、民族和歷史的精神，他們承載著千年來人類的正面價值。我們會發現，班達所闡述的那種知識份子精神其實正是孔子和後世中國知識份子所推崇的崇尚大道與“君為輕，民為重”的思想。這些知識份子類似於杜甫，不會因為君王的好惡而對道有所改變。在他們的心中，有超越時代、民族、皇權的天地精神，那便是道。
第二個時期是葛蘭西的知識份子論。作為共產黨人的葛蘭西生前寫了大量的著作，奠定了義大利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基礎，提出知識份子應當創立“人民的文學”的口號。不難看出，這種知識份子的理論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的立場上，是對前一種精神的修正，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這些知識份子與中國儒家的一些觀點和佛教中大乘佛教的精神相吻合，其中也仍然與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精神有相統一的地方。這些思想影響了中國一段時期。
第三個時期則是1990年代以來逐漸興起的薩義德熱。薩義德的後殖民主義精神與中國在全球文化之下的一些存在背景相關，同時，也與1980年代以來開放所帶來的對西方文化的崇尚有關。新的理論不斷地在沖刷著中國知識份子的理論結構。如果去統計一下1990年代以來大學裏文學藝術、哲學、社會學方面的碩士和博士的論文就會發現，薩義德的影響是巨大的。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人文學科和新聞傳播學界對薩義德所闡發的那樣一種知識份子立場接受度極深。在薩義德看來，今天的知識份子不應當再與政府與當權者合謀，而應當站在遠處審視政府、當權者，永遠處於批判者的視角，對社會發出清醒的聲音。這樣一種觀念，還有其他西方哲學的支撐。它告訴人們，政府與當權者再也不是道的弘揚者，只有那些批判者才是道的使者。但是，也不難看出，這樣一種理論，使知識份子始終與政府、權力者形成了對立的局面，處於一種被撕裂的狀態。這恰恰可能是杜甫後期的存在狀態，但是，杜甫並不希望如此。他仍然希望君王能夠代表天地的意志，是道的承載者。這也是中國文化整體性的表現。
四、中方文化精神的接引中對士的精神的再創造
司馬遷在《史記》中講到天人之際的法則，在《天官》書一文中論述了天道之行在三五之數，每三十年一小變，百年一中變，五百年一大變，人間也應天道而變，所以也便有了後來在《太史公自序》中講的“五百年出一聖人”之觀點。“五四”以降，自周公始建的宗法制文化雖經歷孔子時的繼絕興滅、重新整理和發揮，孟子、旬子的再發揮，董仲舒、司馬遷的具體制度實踐和歷史書寫，後又經北宋五子“繼往聖之絕學”的重新發揮，創立理學，有了中興，但又經歷千年之後，中學之魂早已喪失，禮教徒有其表，且越來越走向教條式的人性壓迫，此時西學以入，解放了中國人被壓抑的人性，中學也隨之遁入歷史。
特別需要警醒的是，此時，西學其實也已入膏盲，一方面是黑格爾哲學體系一如理學捆綁了人性，使人性在歷史性和上帝的絕對理念中而不能自由，從而導致其後的哲學思想家紛紛起來反抗他，存在主義、解構主義、後殖民主義以及進化論、精神分析學等思潮猶如蜇伏已久的暗物質力量此起彼伏，在解構著數千年的西學。西學也進入禮崩樂壞的境地。另一方面則是技術主義盲目發展，導致資本無序擴張，資本主義、國家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在數百年內紛紛上演，道德統治人類的歷史似乎一去不返，技術和資本成為主宰人類的主要力量。但人類並不認為這是走向“惡”與“毀滅”，而是你追我趕盲目逐利，大地上的森林、土地都被毀去，然後又在地底下開採各種礦物質，生態系統被破壞。哲學家、思想家、作家、藝術家和有良知的科學家都看清了這一點，極力呼籲終止這種盲目的發展，然而，人類同時也進入思想混亂的局面。
在這種混亂中，一種聲音在中國始終占主導地位，即發展物質文明，擺脫貧窮與壓迫。這也導致中國不得不學習西學，不得不進入競爭的序列。隨著這種思維，中國原有的哲學、歷史、文學、藝術統統進入西學的審視和審判中，在一片否定聲中，傳統隨之被輕視和擱置，與之相應，學習西方文化的大時代轟然而至。然而，隨著中國進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們發現，雖然人們富有了，但道德問題並沒有跟著富有，相反可能退步得很大。西學接受的越多，我們越是感到混亂不堪。模仿西方藝術的結果，也使藝術家感到虛無的黑暗越來越濃。最為可怕的是，各種聲音此起彼伏。古人說，一個社會要亂，先是言論眾多且亂。這便與西方的言論自由形成對比，中國的知識份子不知如何自處。這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還有很多領域，人們發現西方的文化與思想並不能解決中國人信仰的問題。中國的知識份子並不都願意進入教堂接受上帝的教誨，相反，還是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那樣一種懷疑的態度，用科學、用自己的感受去接受和判斷一切。此時，西學悄然止步。更為重要的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在各種倫理道德方面，還是依照著傳統在行事。傳統依然在暗處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所以，在復興傳統的號召下，民間立刻回應，反而是知識份子進入一種進退兩難之中。在“五四”時期被否定的傳統，如何就這麼輕易地重新成為我們的精神信仰呢？尤其在我們學習西學百年之後，還能照搬傳統嗎？顯然是不行的。創造性轉化成為當下政府和知識份子共同的旨歸和難題。在這種難題中，問題在於，知識份子曾經經歷眾聲喧嘩的自由，曾經探索過個體主義與自由的邊界，如今又如何自處呢？中西文化又如何在自己的知識系統和精神信仰中融為一體？這是今天一代知識份子共同的難題，也是中國乃至世界需要面對的難題。
故而說，以杜甫為個案，如何重構一個古今相通、中西融通的知識份子形象，如何構建一個人類全新的知識份子理論，就需要中國的知識份子重新回到歷史中，去一個個重新解讀他們，構建他們，重新喚醒中國知識份子那種士的精神，重新使中國知識份子與天地精神再次整合，重新用道法自然的方法論，回到整體性和道的立場，是極具當下意義的。
作者簡介：
徐兆壽，甘肅涼州人，西北師範大學傳媒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外寫作中心常務副主任。
Modern Inheritance of Shi:
the Spirit of Tu Fu’s Poetry in the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XU Zhaoshou
Abstract:Nowadays, the term “Intellectuals” is hanging in the above of certain discussion of knowledge, minds and spirits, which also became the method and path of social elites to elucidate their ideals, complexes, value standpoints and practices today. However, the point of penetration of the concept “intellectuals” came from the usage of Western culture rather than the inheritance of the ancient Chinese intellectuals’ spirit. From Julien Benda(1867-1956), Gramsci Antonio(1891-1937) to Edward Said(1935-2003), the Western ideologists combed and distinguished the concept “Intellectuals” again and again, which has altered the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of “intellectuals” constantly, but none of the “intellectuals” spirit in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ulture has been explained and inherited very well. The reason behind this phenomenon is still the lack of cultural confidence. Today, in the background of revitaliz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wake, comb, reillustrate and inherit the “intellectuals” spirit represented by the spirit of “Shi” in order to pass down the roots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Besides, according to the understanding and explanation of the example of “Tu Fu Spirit”, knowledge and spirit, as a whole, will be integrated systematically.
Key words: Tu Futhe IntellectualsShiChinese Culture
QQ:149039108
00853 65616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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