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為了切實提高國民的生活幸福感,我國開展了一系列構建新型社區的實踐活動,信用社區建設就是突出的成果之一。本文以上海市浦東新區信用社區建設為例,深入探討了浦東新區構建信用社區的意義、過程及存在的問題,進而提出構建國家構建信用社區的主要思路和偉大藍圈。
關鍵字:信用社區 社區治理 誠信建設
信用是社區治理的核心資源,也是社區開展德治之根本要義。2012年黨的十八大提出“加強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建設”。2014年國務院專門出臺《社會信用體系規劃綱要(2014-2020)》,為信用社區建設提供了政策依據和前提條件。2021年4月浦東新區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聯席會議辦公室印發《2021年浦東新區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工作要點》,這也為信用社區建設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指引。信用社區是隨著我國社區治理重要性的提升以及全社會對社區德治自治的重點關注而湧現出的一類新興社區構建範式與實踐探索。為此,圍繞信用社區這個主題,結合上海浦東新區調研和相關資料分析,本文針對信用社區建設內涵和實踐情況進行闡述,並就未來中國開展信用社區建設提出了針對性建議,供相關職能部門和基層社區參考。
信用社區這一概念,在我國學術層面較為鮮見,在實踐層面上也是近幾年才有所提及。從詞義上看,信用社區是指以信用體系建設為核心的一類社區形態,強調社區建設層面上信用化的訴求。儘管信用社區建設在我國還是一個新事物,但基於信用一詞的相關譜系,信用社區實際上在我國已經開展了具有一定時間的實踐探索,其中,誠信社區便是我國開展信用社區建設的一個重要實踐原型。誠信社區建設是隨著我國創建全國文明城市工作而興起,這是因為誠信建設制度化已成為我國文明城市(或文明社區)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2014年7月,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印發《關於推進誠信建設制度化的意見》。在此背景下,我國多地探索誠信社區建設,多舉措打造誠信社區,加強誠信教育、形成良好風尚。
在實踐中,我國的誠信社區從對經營主體的誠信延伸至自然人。基於誠信社區的探索,信用社區也因此包括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上的信用社區強調居民、社區商戶以及社區社會組織等多個社區主體均為信用信息主體水準,而狹義的信用社區僅以社區居民群眾為信用承載主體,儘管社區黨組織、基層政府、社會組織及轄區單位等多元主體也參與信用社區建設。鑒於社區自治導向的強調,本文中的信用社區建設,是以街鎮轄區村居民為信用信息主體,在轄區內建設社會信用體系、構築誠實守信的一種社區建設形態,屬社會信用體系在基層社區的實踐呈現。在我國,信用社區是一個新事物,在以往社區建設實踐中常表現為誠信社區、文明社區等形式。2014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國家和社會治理需法律和道德共同發揮作用,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提出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結合”的要求。在社會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社會信用體系應在“大社會”基礎上強化“小社區”,需在街鎮社區層面推進以道德和誠信建設為核心內容的信用治理。
整體而言,信用社區源於社會信用體系並且是社會信用在基層社區層面的延伸。可以說,社會信用和社區信用兩者在推動整個國家和社會的信用水準上相輔相成、上下聯動,但是,社會信用和社區信用還是存在明顯的區別(如表1)。限於篇幅,本文不作具體的闡釋。
表1 社會信用體系與信用社區的比較

除為發揮國家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示範城區引領帶動作用提供新抓手,夯實社會信用體系並使其內容更接地氣、成效更有顯示度外,信用賦能基層社區也有利於推動浦東社區治理邁上新臺階,這主要有以下價值:一是信用賦能於社區自治,開展居民群眾的信用激勵,為激發居民自治活力提供了一種新動力。二是信用賦能於社區共治,通過信用社區共建來鏈接多方力量,為打造社區治理共同體提供了新手段。三是信用賦能於社區調解,開展信用調解,為化解基層矛盾糾紛提供了一種新思路。四是信用賦能於社區管理,通過柔性管理來規範和引導居民行為,為降低城市管理成本、創新社區管理提供了新抓手。
作為我國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和社會建設的高地,上海市浦東新區是我國較早開展信用社區建設探索的城區之一,一些街鎮探索出了各具特色的信用社區建設模式,有效推動了各自基層社區信用體系建設。其中,有三類信用社區建設模式較具代表性,具體如下:
一是綜合主體模式(洋涇街道)。在該模式下,信用信息主體覆蓋轄區村居民和轄區單位(主要指經營商戶)。洋涇街道信用社區建設開始於2015年,以“誠信社區”建設為緣起,探索出了以誠信宣傳、誠信資料庫和誠信應用場景為主要內容的綜合信用社區建設模式。例如,洋涇街道依託轄區第三方社會組織構建了誠信資料庫,形成了誠信積分和誠信檔案;基於此資料庫,街道黨工委結合垃圾分類、文明創城等重點工作,鼓勵居民參與社區治理,以誠信積分兌換社區服務資源。再例如,專門打造了“信易+”應用場景,如:“信易+商圈”結合垃圾分類、門責制、食品安全等重點工作,推進商圈誠信建設、垃圾分類、食品安全監管和市容環境綜合管理;“信易+樓組” 將誠信建設融入樓組黨建、樓組自治工作,推動城市精細化治理。
二是社區公民模式(航頭鎮)。航頭鎮的信用社區實踐始於2016年。航頭模式以轄區村居民為信用信息主體,不涉及轄區經營單位。村居民信用積分制是該模式最核心內容,即面向居民群眾開展信用積分治理,通過積分治理推進垃圾分類、政策宣傳、鄉村治理、志願服務推動等社區建設工作。其中,積分制包括家庭積分與志願積分兩類。家庭積分體系包括人居環境、文明新風、知法守規、人人參與和底線約束等五部分;志願積分主要目的是基於積分來實現志願者隊伍的專業化建設。
三是金融專項模式(惠南鎮)。該模式以經濟信用為載體,通過滿足信用信息主體(如農民或農民合作社)的經濟需求來推進信用社區建設。在此模式下,經濟或金融機構如銀行是重要的支撐主體,主要實踐有二:其一,信用村建設。信用村建設是做好“三農”工作、促進鄉村信用建設以及加快落實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抓手。2021年3月海沈村被評定為“信用村”,是浦東首個“信用村”;其二,信用貸款。信用貸款模式通過建立農戶信息檔案、依照農戶信用情況生成信用額度,支持有信用、有市場的農戶獲得銀行信貸支持。
基於調研並結合相關材料,我國信用社區建設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問題,其中部分議題如法律、信用信息體系等也是浦東實踐中待需改進的地方。
一方面,面臨著法律缺位狀態。在缺乏頂層設計指導下,基層街鎮難以有效且合規地推進信用社區建設;已有的地方信用法規制度也存兩大問題:其一,較少指向基層社區,而社區建設的特質性決定了這些規範制度難以有效地移植於基層社區;其二,多涉及於信用內涵和重要性,對信用信息收集、監督、評價等具體問題缺乏有效的回應,從而對信用社區建設指導性不足。另一方面,缺乏有效的德治體系為思想道德保障。上世紀80年代我國便開始宣導和開展公民道德建設和誠信教育,但現仍有兩方面問題:一是體系化不足,未能有效覆蓋社區建設主要方面,難以觸及垃圾分類、規範停車等微觀問題,導致難以對居民進行意識到行為的全面規範。二是重理論、輕實踐,缺乏量化的獎懲考核機制,導致社區德治工作常流於形式。
一方面,行政化色彩偏重,社會力量尚未得到有效啟動。一些街鎮政府部門將信用社區建設等社區建設責任“無邊界”地包攬,擠佔了社會組織作用發揮的空間;作為社區建設的重要“資源庫”,轄區企事業單位參與信用社區建設不足,所擁有的豐富人財物資源未有效地引流於信用社區建設之中。另一方面,各主體間缺乏對話交流,合作共建模式尚未構建。受利益差異和本位主義影響,政府、社會和市場三方的社區信用信息互動交流不足,居民信用信息體系尚未打通整合,如志願積分與信用積分體系屬街鎮不同部門負責並割立運作。
一方面,居民擔當意識亟需加強。一些街鎮偏於強調服務職能和居民權益保障,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在社區治理中居民職責的界定、擔當和自治意識的培育,居民易成為“受益者”而非“參與者”,更傾向充當信用社區建設中的被安排者和旁觀者。另一方面,居民誠信意識有待加強。受制度缺失、教育缺位及自身教育水準和價值觀念影響,一些居民缺乏誠信意識和社會公共意識,部分習得性的不良理念和意識難以在短期間內得到改正和消除。
當前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多聚焦於“大社會”,涉及環境、文化等非經濟領域較少,信用覆蓋度存有偏差。以經濟為主或 “大社會”的信用評價和獎懲機制,主要對潛在經濟利益需求方或街鎮轄區外的社會行為(如貸款或乘座火車)產生震懾力,無法有效引導和調節多數居民的社區信用行為;並且,這也會導致社區信用治理無法實現社區自治共治目標,帶來社區信用評價體系的不完整並缺乏針對性。
一是信用信息收集機制不完善。部分街鎮直接採用國家數據來建立信用信息收集機制,但有數據不完整及社區適用性等問題;還有街鎮自行建立信用信息資料庫,但這需長期努力並有雄厚的資源予以保障,且頂層設計缺位也導致社區層面的信用信息收集缺乏合法性。二是信用信息監管體系不健全。即尚未建立法制、政府、社會等協同的信用信息綜合監管體系,例如,法律法規多置於社會信用提升,較少關注社會信用監管;基層政府多關注於社區治理和安全監管,缺乏對社區居民和商家信用行為的監管;社區裏專注於信用信息的中介組織缺乏且專業性低,難以較好地履行第三方監管職責。三是信用評價機制不成熟。信用評價指向較窄,面向居民信用事件(如亂倒垃圾、亂停車)評價等缺乏全面、結構化的設計。基於信息評價結果的正向激勵不足、方式單一,難以有效回應居民需求。在轄區內外關聯主體間信用信息共用性不足,信用信息更新也不及時,信用修復系統尚未得以確立。
以浦東新區為代表的一些中國地區積極探索社區信用治理,初步形成了信用社區建設指南與藍圖,可概括為“1234+N”體系,即:黨建引領為一個核心,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類制度,居民議事信用商、樓組辦事信用治、社區管事信用監三大平臺;目標責任、投入保障、群眾參與、聯合獎懲四項機制;信用+商圈、物業、環境、治理等N應用場景。具體而言,我國在全面推進信用社區建設過程中,可從以下方面進行深化:
一個核心即黨建引領,可從組織建設、黨建項目、隊伍建設三大層面入手(如圖1),充分發揮凝心聚力、整合資源、推動共治等作用,為信用社區治理提供主線與統籌力量。

圖1 黨建引領:信用社區建設的一個核心
1. 加強組織建設:統籌信用社區的工作體系。一是精細引領,借助網格化黨建風口引領信用社區建設。即借助街鎮“(居民區)黨總支—(片區)黨支部—(樓組)黨小組/黨員”三級網格化黨建,實現黨建引領、網格串聯的信用社區建設新面貌。二是合力塑造,搭乘區域化黨建東風賦能於信用社區建設。實施地工委牽頭、發改委及民政、司法、人保、教育等多部門參與的信用社區建設聯席會議,基於區域化黨建及其分會構建片區網絡以推進工作和互助學習。街鎮層面成立信用社區建設小組,以區域化黨建為抓手,建構社區黨組織牽頭、多方力量參與的“一核多元”信用社區共建模式,開展黨建共同體、黨建聯建等創新黨建,引導各類黨建資源服務信用社區建設。
2. 打造黨建項目:做實信用社區的建設內涵。一是守信意識培育,以系列教育活動增強居民守信意識。如打造“黨建+信用”活動,即學習古今領袖人物守信故事、參訪信用宣講陣地、撰寫誠信人物案例等,潛移默化地將守信意識植入居民心中。二是促進黨建業務融合,做強信用社區建設效能。圍繞信用意識培育開展黨組織活動,將黨組織活動與信用社區建設主要內容緊密結合;貼近居民守信、用信需求來開展信用黨建活動。
3. 開展隊伍建設:彰顯信用社區的先鋒模範。一方面,對內嚴格要求,加強黨員骨幹隊伍建設。加強以居民區黨組織書記、社工和社區黨員為重點的幹部隊伍建設,打造一支熟悉、熱愛基層信用工作的高素質專業化隊伍。另一方面,對外廣泛動員,建設居民信用治理隊伍。通過黨員示範與凝聚作用,吸納深化居民參與信用社區建設;組建黨員志願者帶頭、居民參與的信用自治小組,推動黨群利益聯接、基層治理的工作聯動。
1. 自上而下,以正式制度推進頂層設計。一是要整齊劃一、制定政策體系。在順承國家信用制度體系基礎上,市(區)地方可考慮制定地區信用社區創建方案或辦法,明確各職能部門、街鎮具體職權,確立信用社區工作標準。二是要多管齊下、發佈建設專項指導檔。可考慮從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查詢、異議處理、信息共用、信用承諾、信用積分、紅黑榜發佈、聯合獎懲等方面制定專項政策性文件。三是要因地制宜、實行試點建設方案。街鎮因地制宜,針對性地制定相關細則或實施方案,如街鎮信用社區建設實施方案、居民信用評價管理辦法等。
2. 自下而上,以村居民約加強柔性引導。以信用社區建設具體內容為條款,在徵求村民意見後逐步修訂村規民約,以配套形成信用社區建設的非正式制度,用柔性手段對居民群眾行為進行指導與規範。一方面,村規民約內容。聚焦以信用積分為核心的紅黑榜與清單制並以居民公約形式確定,這涉及前置管理、精細治理和獎懲結合三方面。一要前置管理,推行信用承諾制度。二要精細治理,建立信用積分清單制。將新修訂的村規民約約定的事項,按照主體、資源、權責等要素制定正負清單如守信義務清單、參與治理正向清單、底線事項負向清單,形成“必須為、鼓勵為、禁止為”的參照制度。三要獎懲結合,完善信用積分紅黑榜制度。另一方面,村規民約程式。將信用治理事項融入於村規民約之中,必然涉及村規民約修訂,需要建立“徵集民意→擬定草案→提請審核→審議表決→備案公佈”的閉環制度形成。
即按“統一標準、適度超前”原則,豐富居民參與信用社區建設的平臺,推進信用社區智治化,降低公民參與成本並激發其主動性。圍繞“議事-辦事-監事”這一居民參與社區治理流程,以“居民家園居民建”為中心思想,就信用社區如何建設、如何運行、如何監管問需求計於民,構建起三大平臺(如圖2)。

圖2 信用社區建設三大平臺
第一,“信用+居民”,打造議事民主商平臺。基於現有居村自治平臺,規範信用協商議事;基於三會制度,開展鏈式信用協商議事。第二,“信用+樓組”,打造信用活動微平臺。開展信用文化樓組宣、信用人物樓組評、信用服務樓組享等系列活動;發揮身邊典型樓組、榜樣人物的帶頭作用;制定樓道文明/信用公約或居民行為規範性條文。第三,“信用+社區”,打造聯勤聯動智平臺。一是加強信用主體數據智慧共用。建設街鎮級信用平臺系統,做到信息數據及時、精確、全面的獲取與共享。二是重視信息技術促進信用數據公開作用。堅持數據公開原則,通過街鎮信用平臺、新媒體平臺、微信小程式等公開信用數據,做到信用信息獲取客觀公正、權威可查。
事實上,基於樓組樓道開展信用治理是社區治理“網絡化”的一種生動呈現,也是當前深化社區自治和信用治理的創新基層實踐。在樓組樓道場景下,社區信用治理的推進常通過打造文明樓組、誠信樓組、美麗樓組等,或通過樓組(樓道)公約等形式來實現。例如,浦東新區周浦鎮通過居民自治打造了各具特色的美麗樓道,如“孝親敬老樓”“洋雷鋒樓”,一些樓道還專門制定了“樓道文明公約”和規範樓道居民行為的“規範”條文,如2017年浦東新區周家渡街道各居民區就已自發制定了32個自治章程和2000多個樓道公約。
信用社區建設可以著重以樓組為信用建設主體,在縱向層面上搭建起以樓組為橋樑紐帶的“居民—樓組—社區”兩兩雙向考評網絡(如圖3)。具體實施中,這要求:以信用評價為線索,就誰來評、評價誰、評什麼等方面建立起多元參與的網絡平臺;其中,樓組及其家庭(居民)不僅可以成為信用評價主體,同時也可成為信用評價對象。

圖3 “居民—樓組—社區”雙向考核網絡
信用社區建設在我國是一件複雜性高、難度大的基層治理工作,涉及眾多部門與主體,面臨著流程步驟複雜多樣、利益訴求不一及各類資源協調困難等現實難題。要突破這些現實難題,信用社區建設需建立一些有效的運行機制,這主要包括科學考核激勵機制等四大機制(如圖4)。

圖4 信用社區建設四大機制
第一,考核激勵機制,以強化信用社區建設責任。1)設計系統化信用社區履責評價體系,分層分類對轄區單位考核。按照機構身份與性質如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居民自治組織、社會組織等,以此分類地建立駐轄區單位履行信用社區建設責任的評價標準,以針對地引導相關責任主體參與信用社區的建設。2)建立區級統一的信用積分兌換制度,建設共性激勵機制。在區級信用積分兌換制度下,浦東新區地域內各單位及其職工可分別使用相應的履責積分來換取一定的公共服務和資源,如就業創業扶持、文體優惠活動、醫療衛生便利服務、交通優惠服務等。3)針對單位性質及其履責評價結果,實施個性化激勵(如與目標績效考核、資金扶持、評獎評優掛鉤)。
第二,投入保障機制,以夯實信用社區建設基礎。信用社區建設的資源渠道可以有以下三種構建方式:一要確保區(街鎮)財政經費比例。浦東新區和各街鎮財政部門都要把信用社區建設工作經費列入預算,建立完善三級配套資金體系。二要引入社會力量輔助。積極探索創新“財政支持+項目打包+社會融資+志願參與”的多元投入模式;為社會力量打通信用社區建設的資源供給渠道與參與平臺,應建立多元化的制度與機制,如守信模範評選民間設獎制、信用文化演出企業包場制、信用商圈銀行補貼制、信用服務社會組織購買制、信用活動志願者參與制等。三要加大政策優惠力度。頒佈並實施信用治理導向的各類公共服務(福利)政策,如優先考慮子女就業、綠色通道就醫卡、優先入住養老院、優先選擇實物配租公租房、優先推薦就業或擔任社團負責人、優先使用社區活動場地或設備等。在實踐中,這些政策配置需要注意各個部門間的協同與共建,以實現政策資源由過去孤立、低效的配置方式轉向融合、增效的配置方式。
第三,群眾參與機制,以規範信用社區建設行為。一是建構多方協同參與信用社區建設的管理機制,建構社校合作、社園(園區)互動的管理機制。例如,街鎮社區可以與周邊大中小學合作,聯合開展信用社區和信用校園建設;也可以考慮與轄區內或附件的園區或商圈互動,有效地引導社區工作群體參與信用社區建設。二是明確居民參與信用治理範圍的內部控制機制。出於理性經濟人、集體行動等弊端的考慮,各街鎮在構建居民群眾參與機制時,必須考慮哪些事務需要居民參與、參與程度如何、參與行為是否需要規範以及如何規範等問題。例如,志願者隊伍是信用社區建設中的重要基層群眾力量,為此,需建立相關管理制度如《X 社區志願服務管理制度》來加強隊伍日常管理,保證志願者隊伍能夠長期、穩定、有效地參與信用社區建設。
第四,聯合獎懲機制,以推進信用社區治理長效。一是鼓勵守信行為,建立守信者“紅名單”,配套相應激勵機制。即通過設立正面激勵清單,採取物質激勵與精神激勵相結合的方式,以培養居民守信觀念,激發居民積極主動守信。實踐操作中,在信息公示原則的基礎上,守信“紅名單”制度可以配套採取張貼表場、給予誠信榮譽稱號、向居民工作單位報知表揚等精神激勵措施,以強化制度的權威性;同時,守信居民還可考慮在落戶(非社區戶籍人員)、創業培訓與就業指導、子女入託入學、社會保障、公益性崗位招聘等方面給予以優待,以豐富激勵的形式和內容,更好地促建社區良好的誠信氛圍。二是宣傳失信後果,建立失信者“黑名單”,建立相應懲罰機制。在社會信用體系構建中,當失信行為經合法性審查後,失信者將面臨相關懲戒,如在乘座公共交通(如高鐵)、個人貸款申請等方面遇到障礙;同樣,在社區應用層面,街鎮可以對失信者在上述提供的相關方面(如落戶、創業指導、子女入託入學等)予以必要的限制,以增加失信違法成本,讓失信者“一處失信,處處受限”。值得注意的是,在當前社區信用治理實踐中,負向懲戒性的“黑名單”制度的實施的合法性相對不足,因此,在一定時期內,信用社區建設更多以正向激勵導向為主。
社區信用積分應用場景應包括歸集與消費兩大機制。在歸集層面,信用積分應以基層治理中頻次高、重要性必要性強的工作為積分重點,基於此形成以組織活動、價值引領和共商共治為主要內容的信用積分體系。同時,信用積分可考慮以家庭戶為對象,原因有兩:一是多數基層治理政策以家庭戶為單位進行推進;二是可減少基層工作壓力並易執行。
積分應用是積分制的靈魂。在當前開展個人信用積分的各大城市中,公民個人信用分的應用場景主要表現為旅遊、教育、醫療、金融、行政服務等領域(如表2所示)。作為基層治理現代化的一種模式,信用社區建設最終落腳點在居民守信行為,而這最終落腳點在於信用積分。如果能有效地將居民信用積分應用於社區治理實踐中,這既能利於固化居民的守信意識,也能為社區信用環境的長效構建起到支撐作用。然而,每個城市、街鎮、社區的情況並非一致,因此,信用積分應用場景的拓展需要以信用激勵為主。
表2 典型城市信用分比較

未來,我國社區信用積分工作的開展應關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信用分歸集上,堅持抓重點、聚難點原則,因地制宜圍繞社區治理重點工作開展。在信用社區建設中,相關街鎮可結合垃圾分類、文明創城等重點工作,依託居民誠信資料庫構建,以誠信積分兌換社區服務資源,以鼓勵居民參與社區治理。例如,上海浦東新區航頭鎮推出的鄉村治理積分制則涵蓋了當前鄉村治理人居環境、文明新風、知法守規、人人參與、底線約束等五大方面,涉及垃圾分類、美麗庭院等14個具體事項,如下為第9項(文明養犬)。

二是信用積分消費上,堅持可視化、數字化原則,繪製信用積分應用場所數字地圖。在推動信用積分的應用方面,市(區)地方可以設計製作統一的信用積分標誌,並將信用積分應用場景的支持單位或區域在顯著的位置上進行標識;同時,把每一個應用場景所在位置在地圖上進行標注,明確每個應用場景的應用產品、兌換規則等內容,並形成區級信用地圖併發布,以構建智慧、便捷、宜進入、可參與的信用治理生態圈。
三是在信用積分發展上,堅持時代化、動態化原則,與時俱進更新信用積分歸集與消費場景。實踐中,自2020以來,我國一些街鎮社區及時將信用應用場景拓展至疫情防控方面,如疫苗接種、主動上報信息等,成為有效開展疫情防控工作的抓手。因此,信用社區建設需要結合社區建設和治理的實際需求,進行及時化、動態化調整,使得信用社區建設更富有時代性特徵。
作者簡介:
張冉,華東師範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員工心理與行為、非營利組織與基層治理等。
Practical practice and future prospect of Chinese credit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Pudong New Area
Zhang Ran
Abstrac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rove people's sense of well-being, China has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practical activities to build a new commun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redit community is one of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redit community in Pudong New Area of Shanghai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eeply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proces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building credit community in Pudong New Area, and then discusses the main ideas and great blueprint of building credit community in the country.
Key words: Credit CommunityCommunity GovernanceIntegrity Constr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