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把新質生產力的研究拓展到城市經濟地理的範疇，通過分析現代城市功能的演變，強調城市作為文化符號容器的重要性，提出城市文化新質生產力的概念，認為決定城市舒適物水準的歷史資源、人群組成、生活方式及其背後蘊含的精神、記憶、形象、知識等符號性內容是城市群協同創新的決定性因素。進一步論述了城市文化新質生產力從人文精神、人文效用、人文景觀和人文傳播四個維度促進區域協同發展，而文化同源性、文化外部性、跨場景知識溢出和數字資本增殖是其內在作用機理。文章還提出了挖掘嶺南文化精神、打造城市文化生活場景、優化文化資源配置等政策建議，以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文化新質生產力，推動區域經濟協同發展。
關鍵字：城市文化新質生產力 人文經濟學 粵港澳大灣區 區域協同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回顧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科學技術、經濟結構、產業形態和國際環境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為此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研究何為新質生產力，以及如何利用新質生產力促進經濟發展成為了當務之急。
（一）新質生產力的概念拓展
學術界一般傾向於從“技術-產業”演進的傳統經濟學思路來闡釋新質生產力，如將“新”解釋為“錨定在關鍵性顛覆性技術的突破”，[1]進而“形成新的產業革命和產業結構質態演進”。[2]但馬克思曾指出，影響生產力最重要的因素不僅包括科學技術發展，還包括要素優化組合以及制度條件，[3]可見新質生產力的概念需要作一定的廣延。根據馬克思的觀點，相關研究在生產力指涉技術進步的原義上延伸出兩條新思路：一是生產要素的創新及組合方式，例如林毅夫等提出的稟賦結構決定了新質生產力，[4]再如陳建興等指出數據交易平臺通過改變地區資源結構的方式提升新質生產力。[5]二是關於制度對新質生產力的影響，例如財稅激勵制度、[6]法律制度[7]等。在第二條思路下，有部分學者拓寬了經濟學對於制度討論的邊界，提出“文化新質生產力”的概念[8]，並指出新質生產力是“科技與文化雙輪驅動的生產力，培育新質生產力不僅要關注科技因素，還應該重視文化所發揮的不可替代的作用。”[9]可見文化即便不直接作為生產力要素出現，也會從制度層面對新質生產力產生重要影響。然而在上述所有研究中，無論是技術進步還是要素組合，抑或是制度文化，都是把社會經濟當作一個均衡整體來看待，經濟生產的空間場所差異對於生產力的影響被忽視了。比如我們可以講法律制度決定了新質生產力的整體水準，但無法解釋在相同法律體系下為何中國東部和西部生產力差距較大。換言之，在非均衡發展的現實世界，發展新質生產力還需考量地區性的決定因素。
（二）經濟地理與城市生產力的來源
自進入工業化時代以後，城市就成為了人們組織生產的主要場所，在一定程度上城市的生產能力決定了一個地區的社會生產力。早期經濟地理學研究發現，城市生產力高低與城市規模密切相關，大都市往往具有更高的生產力水準，[10]因產業集聚帶來的大都市經濟外部性（例如吸引更多的人才）被認為是主要原因。[11]然而該理論遭受到邏輯和現實的雙重挑戰，首先從邏輯上所謂“大都市有更多工作機會，所以人對大都市的自發性選擇導致城市生產力提升”[12]實際是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陷入了循環論證；其次，中心化大都市在世界城市實踐中逐漸成為一種過去式，當今碎片化的後現代大都市被新現代（neo-modern）城市的擴張區域替代，新的網絡和空間連接形式重新整合了城市空間，[13]城市群成為發展生產力的空間基礎。一種具有鮮明層級體系和功能協調的城市共同體，取代了傳統的單體大城市成為城市發展的最高形態和理想目標。[14]基於上述原因，近年來城市經濟研究發生了轉向，新經濟地理學將“城市發展的根本原因”這一問題的焦點從傳統的地理、貿易、產業集聚等有形活動轉移到例如知識溢出這樣的無形因素上來。[15] 關於這些無形因素，一些關注創意產業和創意階層的理論作為先驅進行了探索，[16][17]但其討論的視域都局限於靜態和孤立的城市內部問題，在城市群已成為趨勢的情形下，諸如“城市間知識是怎麼溢出的？”“不同城市的環境怎麼決定城市群的信息共用？”等問題，尚需一個新的解釋思路。在這方面，新興的人文經濟學或許能有所建樹，根據人文經濟學的觀點，人文因素是推動現代城市文明發展的重要力量。[18]受此啟發，本文嘗試用人文經濟學理論銜接新經濟地理未深入解釋的問題，圍繞“城市文化何以成為生產力”這個問題，在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協同發展的現實語境中，探尋城市新質文化生產力的來源和作用途徑。
二、現代城市的再認識：從工業中心回歸到“符號容器”
城市的發展在工業化初期經歷了一次功能主義的大轉型。在農業文明時期，城市得益於象徵性符號的廣泛運用，“是一種貯存信息和傳遞信息的特殊容器”[19]，作為儲存人類生活方式的容器，它的形態結構都相對穩定。但進入工業社會以後，城市在生產能力和規模上都發生了巨變，城市的形態和文化都集中地被社會主流生產模式所規制。由於工業革命帶來的規模經濟，現代化都市得以迅速擴張，勞動力從鄉村向城市轉移並實現專業化分工，促成了福特製城市的出現。城市作為一種生產機器，在規劃、建築、居住、消費等層面都服從於大規模工廠生產的制度安排。上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全球經濟的融合深化，福特製又被後福特製取代，原來佔據主導地位的大規模生產和消費主義逐漸拓展到私人和社會生活領域，知識和信息成為城市財富創造的重要來源。生產在城市內按個性需求進行組織，傳統完整的產業鏈演變成更加細化的不連續的產業鏈，城市空間變得更加分離和鬆散，[20]如第三義大利、美國矽谷等地呈現的那樣，但城市總體仍舊是功能化和區塊化的。
無論是福特製還是後福特製，都是以一種城市功能主義的視角描繪人類的工業生產活動。城市雖然仍保留了居住、交流、記錄、傳承等傳統的人文價值功能，但不可避免地強化了它作為一種生產模式的功能。近幾十年來，一系列新興城市的形態超越了過去兩個世紀工業化城市的特徵，有學者稱之為“後現代化”的城市，[21]在這類城市中，社會經濟部門從產品生產向服務經濟轉變，城市成為信息和知識的中心，城市與城市間的網絡關係更加密切，全球城市成為一個普遍的現象。在工業化向後工業化的過渡中，城市面臨著轉型，一些新動力被重視，例如隨著生產組織中技術知識作為生產要素的地位突出，城市提供相應的創新性人才能力成為競爭的關鍵。不同於傳統工業中人力資本和技能教育提升，後工業的城市發展更關注城市整體的創意氛圍和創新能力。在城市規劃層面，場景理論也應運而生，強調局部文化景觀構造對於城市生產的重要價值，[22]成為改造後工業城市空間以適應發展需求的實用工具。與傳統的工業化城市不同，這些城市理論更強調生產活動與生活消費的緊密關聯性，與早期芝加哥學派提出的“同心圓”“多核區”等城市空間功能劃分法大相徑庭。城市又回歸到以生活為中心的主軸上來，作為“容器”的城市繼續以符號的方式傳遞信息與意義，不同的是，得益於數字技術的發展，虛擬符號（數字化的）在城市文化生成中的比重越來越大。
三、城市文化新質生產力發軔：經濟地理轉向人文經濟
詹明信在20世紀末就指出“文化主導”是後現代社會經濟生產的重要邏輯，“如果我說兩個措辭——文化和經濟——互通，並且指著同一物，那麼這也是在暗示在資本主義的第三階段裏，下層結構以一種新動力產生它的上層結構。”[23]文化在社會經濟領域中的擴張意味著近年來政府部門採取的所有文化政策，無論其最初的動機如何，都可以同時被理解為經濟政策。[24]這表明文化作為一個總體範疇融入到了傳統意義的經濟生產中，導致了城市經濟的文化化，是為城市文化新質生產力。該概念應區別於狹義的文化產業，後者特指文化類產品的生產和消費，而前者將城市生活的整體作為一種當代文化，涵義更廣。按照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三層次劃分，[25]城市文化新質生產力應包含特定時空之下的“活文化”，它與城市的歷史和空間特徵緊密關聯，城市的位置、環境、格局、面貌形塑了城市人的活動，形成了語言、風俗、生活習慣；還包含各種形式的“文化記錄”，在城市層面反映為文化產業（事業）、大眾傳媒、公共藝術、城市節慶等內容；以及“選擇性傳統”，用以連接城市“活文化”與“文化記錄”的城市記憶和城市精神。與當代城市生活相關的一切符號性內容生產都構成城市的文化新質生產力，最終影響城市發展。
儘管近幾十年來學界對上述問題的認識不斷加深，但是城市文化決定城市經濟發展的機制至今仍沒有定論。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城市發展的根本原因在於專業化，也即產業空間集聚帶來的規模效應。[26]而現實中的後工業化城市的產業往往呈現出多樣性的特點，例如廣州擁有汽車生產、生物醫藥、服裝製造、信息技術等多個產業的集群，結構上將大量功能相似（例如研發、裝配）的工作集中在一起，並非單一產業的典型集群。這種經濟特徵更應該用“多元化”而非“專業化”來描述。新經濟地理學將上述經濟集聚的好處歸結於集群中的知識溢出效應，即共用、匹配以及學習帶動的增長，進而形成了以佛羅里達為代表的“創意階層”理論方向和以斯科特、斯托珀爾等學者為代表的勞動力關係理論方向，兩個方向雖然存在分歧，但總體上趨於一致，即把對於城市發展根本動因的認識從氣候、地理、環境等因素導致的企業集聚轉向到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信任網絡、社群等由城市人文特徵決定的各種社會因素之中，[27]可謂一次重大的人文經濟轉向。
在這種新的理論框架中分析城市發展，需要關注城市文化以及工作人群與特定場所之間的某些活動中建立的聯繫，這與前文中對於當今城市本質的認識形成了內在統一，把城市作為“符號容器”的理解體現出重要性，城市需要掌控自己的符號生產和符號表達，以支撐長期全球競爭。斯托珀爾明確地指出，人口密度與審美是城市發展的原因，因為人們偏向於城市獲取舒適性組合的能力，而不是舒適性本身。[28]在他看來，大城市人群的集聚其實是創造了一種便利，對應著城市獲取舒適性的能力。如果我們稍作拓展，是符號性內容的充足度帶來的便利感導致集聚，而不是工作機會帶來的集聚，哪怕有交通擁堵、成本高昂等問題，但人們還是更傾向在以購物中心、咖啡館、藝術館以及各種城市活動為符號表徵的高便利組合區域工作。而一些大城市的舊城區因為具有審美價值，同樣也是舒適性來源。人們更願意在一個充滿文化氣息的城市居住，進而知識群體形成的非正式規則、社群、知識網絡的方式促進了城市發展，城市文化新質生產力的重要作用由此得以體現。這還表明，城市文化新質生產力的微觀基礎在於人的活動，故而市民日常生活不可忽視，尤其是當今消費行為更多受到網絡、傳媒、廣告等文化生活侵蝕的語境下，消費活動的文化意義不斷放大，無論是可轉移商品的生產還是必須現場消費的服務或體驗的生產都依賴於城市本地文化特徵，這些特徵通過具有符號意義的消費反哺了城市的文化生產。所以提升城市文化新質生產力還需關注例如關注城市休閒娛樂和旅遊市場，以及作為文化體驗的特定活動等方面的問題。
從城市群的角度來看，城市間文化分佈的不均勻有利於加強文化創新。雖然知識和文化經濟確實高度集中在某些非常活躍的城區，但文化消費的地理特徵卻表現出更大的分散性，與地點的某些符號性聯繫是文化消費的必要先決條件。這意味著城市協作相關的理論也必須由傳統的“中心-週邊”模式轉向“文化-人口流動”模式，在工業化中處於被支配地位的郊區或周邊城市因為地域符號性特徵加強以及與中心城市的信息往來增強，成為文化生產和城市創新的極點。東莞的松山湖片區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該地區憑藉風光秀麗的湖區和便捷的交通，吸引了華為等一大批製造企業入駐，成為了粵港澳大灣區的科技創新中心。上述觀點得到了一些較新研究的驗證，因交通運輸、文化同質性和經濟親密性帶來的群體社會關係加強遠大於地理臨近對於城市連接的影響，[29]這即是城市文化新質生產力視野下城市群協同發展的內生動力。與傳統的城市經濟理論不同的是，城市文化新質生產力把傳統的城市連接的核心從局部化經濟歸因為城市化經濟。前者強調局部規模的作用，因此是產業集聚導致的規模經濟，進而形成相關市場需求和產業關聯來聯繫城市，這種觀點裏城市是固態和機械化的；後者則強調城市的知識創新和擴散，人口的活動及其方式才是關鍵因素，城市是流動和變化的，因此城市的歷史資源、人群組成、生活方式及其背後蘊含的精神、記憶、形象、知識等文化積累對於城市發展至關重要，它們決定人們的面對符號空間的範圍，城市群則通過擴展這個範圍以形成經濟創新來源。
四、城市文化新質生產力促進大灣區協同發展的途徑
（一）人文精神與文化同源：嶺南文化的內在驅動
作為價值觀念的文化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被主流經濟學忽視，但隨著哈耶克、舒爾茨、布爾迪厄等人的努力，人文精神正“以迂回的方式複歸到了經濟學的理論懷抱之中”[30]。熊彼特就指出企業家精神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而企業家精神絕非“天賦人性”，它是一種社會文化在個體層面的映射。不同於西方所論的純粹逐利性，在中國企業家精神具有獨特的內涵，它始終離不開家國情懷、宗族親緣關係等傳統文化的型塑。因此熊皮特式經濟創新亦可謂是人文精神的工具性價值體現。在區域層面，文化除了成為個體參與經濟活動的精神動因，還作為一種粘合劑促進區域發展，文化相似性會增加經濟交易的可能性，植根於文化的觀念是經濟活力的重要決定因素。[31]例如有研究就表明，以方言為代表的地方文化能通過人力資本和心理距離兩個渠道影響經濟增長。[32]因為地理臨近往往具有相似的文化基質，形成一個地區的集體無意識，構成群體處理人際或事物關係的非制度性規則，進而決定了地區的生產組織方式或效率。嶺南文化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根基，最鮮明的特徵是多元性。它是中原文化、海洋文化、本土百越文化等多種文化交融的結晶，使得嶺南地區在文化觀念上更為包容和開放，對於不同的思想、習俗和技術能夠兼收並蓄。其次還具有務實性的特徵，嶺南人民注重實際利益和現實生活。反映在經濟生產中便是對新技術、新模式的快速應用與實踐檢驗，企業家更傾向於將思想創新轉化為實際的經濟效益，推動產業升級。
（二）人文效用與文化外部性：對“地方”消費的拓展
邊際效用理論是整個傳統經濟學的微觀基礎，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尤其是人們精神生活的不斷豐富，它的缺陷變得日益明顯：首先精神商品消費的實際情況是要麼邊際遞減規律失靈，要麼遞減的斜率遠比物質商品平緩；其次物質商品與精神商品之間是非替代關係，當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成為社會主要矛盾時，經濟效用重“量”不重“質”的問題就凸顯出來。胡鈺提出了“人文效用”的概念來解釋現代社會中精神物品的消費問題，[33]參照思羅斯比的觀點，人文效用應包含審美、精神、社會、歷史、象徵等多個維度的屬性。[34]
在城市層面，人文效用從兩個方面決定了城市發展的品質，一是文化商品的外部性，二是舒適物和居住選擇。對於前者，文化產業學界基本形成了共識：發展文化產業的好處不僅在於促進文化商品的消費，還能同時利用文化產業形成城市創意集群和實現工業城市復興。[35]對於後者，應跳出傳統經濟學的框架，把城市的符號化屬性作為一種獨特商品對待，因為居民越來越把“地方”作為一個整體性產品來消費。[36]代表地方的城市符號除了市容市貌、公共交通、醫療教育、文化場館等硬體設施之外，還包括人群結構、娛樂活動、體育賽事、藝術展覽等柔性內容。提升舒適性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例如2014年位於深圳的一些高新技術公司在搬遷往東莞松山湖時，大部分員工都不願意隨同；[37]但隨著松山湖大力打造4A旅遊景區、華為歐洲小鎮等景點，並引入馬拉松、音樂節等文化活動後，情況發生了逆轉，城市人文的提升從供給側推動了當地的產業升級。據此觀點，大灣區城市群利用地理的鄰近性跨地組合文旅資源，像舉辦深港城市雙年展、“禪城-南海-荔灣”聯合打造國家文旅融合示範區等措施，都有益於拓展地方性消費，實現人文效用和文化外部性的最大化。
（三）人文景觀與知識創新：跨場景的知識溢出效應
居伊德波曾指出“景觀並非一個圖像的集合，而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社會關係”，[38]意指是社會文化構成了社會景觀。對於城市而言，人們的記憶與想像會受到特定空間體驗的影響，城市的使用者對於城市景觀的書寫和再書寫，形成軌跡交叉和聯繫，因此城市才被賦予了形態。[39]城市人文景觀是城市特有文化的外在表現，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群雖然同屬嶺南文脈，但作為生活的地理空間，每個城市都有獨特的人文景觀，形成了場景分化。傳統經濟學幾乎不把城市人文景觀納入到正式框架，仿佛所有經濟活動都是建立在均質、無差別的土地之上，故城市經濟績效的差異來自於自然地理、產業集聚和技術創新。這無法回答為何相似地理環境或產業結構的不同城市的創新能力不同。
從人文經濟學出發，城市間不同文化場景的組合具有重要意義，場景差異產生的互補性能夠促進不同類型產業的知識溢出。這些場景可能來自於傳統工業的集聚區域、生活聚集區、城市公共設施和景觀、歷史文化街區等，它們構成了城市行動主體的情景特徵。人們所處的情景對於他們所知所選十分重要，[40]人群在不同區域環境中所獲的信息差異決定了創意創新來源。例如有研究證明，文化遺產不僅通過美學和情感價值激發一個地區的藝術創造力，還通過懷疑、創新和批判性思考的途徑促進了地區的科學創造力。[41]所以大城市的好處不僅在於規模經濟或舒適物的數量，還在於創造了更多交叉創新的文化場景，比如常居廣州的服裝設計師很可能從一個跟他原本行業毫無關係的佛山傳統工藝文化場景中獲取靈感，從而在工作中注入新的設計元素。隨著區域交通設施的完善，更多文化場景具有了可供性。如果同城的經濟正外部性都資本化為土地價格，那麼跨城市的外部性成本則被行政區隔和地理距離大幅度消解，而外部性的收益則通過交通設施的完善而得以保留。例如大灣區城際鐵路、深中通道的開通，把城市群通勤時間壓縮至一小時以內，跨城居住和消費成為一個更普遍的現象。勞動者在不同文化場景的城市間流動，可以拓寬視野，獲取更多元化的知識與經驗。
（四）人文傳播與技術融合：流動空間中的資本增殖
卡斯特曾觀察以信息化為技術主體的城市發展階段，並提出“流動空間”的概念：儘管企業依然具有地方特性，但由於網絡技術和信息化城市的出現，資本實際上是在流動的空間中運作。[42]在卡斯特所處的時代，流動空間雖然意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卻無法形成新的資本積累，技術仍舊是一種工具。而到了數字經濟時代，虛擬化的網絡空間深度進化，不僅承載了新的生產關係，並且幾乎是主導了所有城市生活。當網文、圖片、動漫、視頻、直播等人的文化生產全部變為數字形式時，資本的積累和增殖也變成數字化了，例如一些企業的粉絲數、關注量、曝光度成為了其重要資產。從這個角度看，流動空間的資本增殖與人文傳播是同時進行的，二者互為因果。故而一切加強文化傳播的措施同時也通過數字資本增殖以促進城市經濟發展，如長沙、淄博、潮州等一些網紅城市的迅速崛起便是利用了這種邏輯。它們利用城市符號容器的選擇性呈現，打造了一個傳播的媒介景觀。
數字技術與文化創意內容具有天然的親和性。城市文化新質生產力的“新”來自於文化的傳播力，它與數字經濟互為依託，缺一不可。經過數字技術的加工，那些對象化的城市文化資源化身為創意形態的品牌和產品，融入到各行各業之中，例如文和友中的長沙市井文化、《雄獅少年》中的醒獅文化，都利用文化傳播力將城市符號轉化為企業數字資本。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都具有較好的數字經濟基礎，近年來又實施了“數字灣區”的行動方案，建立統一的數據要素市場和推進網絡基礎設施互通，致力於實現城市流動空間的暢通無阻，這無疑加強了數字資本的增殖渠道。城市文化新質生產力通過數字技術互通和互動的途徑，借助資本化的方式，促進城市群之間的協同發展。
五、城市群協同發展的文化政策啟示
（一）挖掘嶺南文化內在精神，提升灣區文化凝聚力
過往涉及傳承嶺南文化的政策較為關注地方歷史遺跡和非遺文化的保護與開發，在全球文化變得日益分化的環境下，為促進區域協同發展，應同時注重挖掘和傳承嶺南文化的內在精神。具體來說，一方面要傳承與創新嶺南文化中的重商實用主義精神，廣州乃千年商都、香港是百年自由貿易港、潮汕人經商名揚中外，所謂的“企業家精神”實際上早已刻在了嶺南人的文化基因之中。因此可通過政策激發年輕人的創新創業積極性，依託嶺南傳統商幫文化，在一些創業園區內設立“嶺南商道”展示區，傳播傳統商業智慧與成功經驗。同時可以結合文化教育，將嶺南文化重商實用主義精神納入大灣區高校教育體系，開展實踐課程。還可設立“嶺南商業文化獎”，對在商業實踐中傳承和發揚重商實用主義精神的企業和個人給予表彰與獎勵，營造積極的商業文化氛圍。
另一方面，要弘揚開放包容的嶺南文化特性，促進“新嶺南人”的文化融合與創新。改革開放後有大量的內地移民湧入大灣區創業和居住，未來還可能有更多外來人定居，這些“新嶺南人”成為城市發展的中堅力量。有些“新嶺南人”雖然在大灣區居住多年，但依然難以融入嶺南文化之中，比如湖南人跟湖南人抱團、江西人只跟江西人來往。文化融合與地區文化凝聚力是個長期建設的過程，可借鑒深圳國際化社區建設經驗，在社區層面開展文化融合活動，設立文化交流節，組織不同地域背景的居民共同參與以增進瞭解。同時支持媒體製作專題節目，講述“新嶺南人”在大灣區的奮鬥故事和文化融合經歷，營造包容、開放的文化氛圍，讓“新嶺南人”更好地融入當地生活，為嶺南文化注入新活力。
（二）打造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場景，促進社會群體間的非正式溝通
城市社群的黏結和連接帶來的知識溢出是文化新質產生力的重要源泉，所以文化交流本身就是在培育一種城市創新文化。大灣區城市應充分利用文化同源性，重視非正式網絡提供的地區有機團結，把一些行業內對接合作的單一渠道擴大為更廣範圍的跨行業互動平臺，以營造文化和創新氛圍為導向，強化城市間的文化交流與合作，促進信息和人力資源的流動，為城市文化新質生產力的提升提供新質勞動力支撐。
就具體政策而言，一方面隨著通勤時間的縮短，應重視產業集聚帶來的工作集中和居住人群帶來的生活集中之間的平衡，城市規劃應著眼於整個灣區打造具有吸引力的城市生活場景，以人口流動帶動信息流動與知識創新。例如，廣州、深圳、香港等核心城市可依託其豐富的文化資源與經濟基礎，發展特色文化產業，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消費場景，吸引創意人才，激發文化創新活力。同時還應注重保留城市地方特色，避免在街區規劃層面的“麥當勞化”或“紳士化”，規避區域一體化帶來的場景同質化。另一方面，可通過舉辦論壇、會展、節慶等活動，以官方渠道搭建文化交流平臺，促進城市間的不同人群互動與信息共用。例如舉辦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文化博覽會等。還可在大灣區核心城市建設文化交流中心，常態化開展文化展覽、學術研討、藝術表演等活動，促進文化的深度交流。
（三）提高灣區文化項目合作水準，利用數字技術優化文化資源配置
文化資源的高效配置與共享是提升城市文化新質生產力的重要途徑。在大灣區協同發展的層面，一方面應設計好跨市區的文化產業合作交流和聯動機制，以平臺、聯席會議、項目組為依託，打破行政區壁壘，實現高效的文化項目運作。具體而言，可聚焦文化創意、數字文化、旅遊休閒等領域，整合不同城市文化與旅遊資源，統一規劃文旅消費線路。如廣佛聯合打造嶺南文化主題旅遊線路，將荔灣的西關風情、禪城的祖廟文化、南海的西樵山文旅資源串聯；深港聯合打造購物美食路線，同時串聯深圳的萬象城、海岸城等購物中心，以及香港的銅鑼灣、尖沙咀等購物商圈，打造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文化品牌與旅遊目的地。
另一方面應充分利用數字技術，構建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資源資料庫和交易平臺，實現文化資源的數字化、網絡化和跨地域共用。可設立專項基金，支持粵港澳三地文化機構對歷史文物、古籍文獻、民俗文化等進行數字化採集、整理與存儲。制定統一的文化資源數字化標準，確保不同地區、不同類型的文化資源能夠實現互聯互通與高效整合。還可以由政府牽頭、企業參與，以博物館藝術館為依託，仿照“掌上故宮”打造“嶺南風情”粵文化數字資源庫，對廣佛地區藝術品、文物、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統一的數字化開發，打造地區專屬文化IP。總之，利用數字技術促進文化資源在更大範圍內流通，實現文化資源的優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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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潘道遠，男，湖北武漢人，經濟學博士，廣東金融學院財經與新媒體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城市文化發展、數字文化產業。
Urban Cultural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A Humanistic Economics Perspective
PAN Daoyuan
Abstract: This paper extends the research on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to the realm of urban economic geography. By analyzing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urban functions, i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cities as containers of cultural symbols and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urban cultural new-quality productivity（UCNQP）. The paper argues that symbolic content, such as historical resources, population composition, lifestyles, and the spirits, memories, images, and knowledge behind them, which determine the level of urban amenities, are decisive factors in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t further discusses how UCNQP promotes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cross four dimensions: humanistic spirit, humanistic utility, humanistic landscape, and humanistic communication. Cultural homology, cultural externalities, cross-scenario 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digital capital appreciation are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Additionally, the paper propos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such as tapping into 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Lingnan culture, creating urban cultural life scenarios, and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to enhance UCNQP with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Key words:Productivity Urban Culture Humanistic Economic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Regional 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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