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中的精神疾病研究——以亨利·詹姆斯的小說《羅德里克·哈德遜》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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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顯梅 / 女（1966-）

河南南陽人，中國人民大學外語學院教授，英美文學博士，博士生導師。出版學術專著 4 部：《傳統與現代之間：亨利·詹姆斯的小說理論研究》《亨利·詹姆斯筆下的美國人》《超驗主義時代的旁觀者：霍桑思想研究》《藝術創造生活：亨利·詹姆斯的藝術主題小說研究》；譯著《波士頓人》；編著教材 2 本：《英語詩歌名篇鑒賞》《文學與生活：英語短篇小說名篇翻譯與賞析》；發表學術論文 30 餘篇，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 3 項。開設課程主要包括：世界文明史、美國經典小說研究、英國詩歌研究、英語短篇小說選讀等。近五年來，致力於文學與醫學的跨學科研究，發表相關學術論文 5 篇。

文學中的精神疾病研究

——以亨利·詹姆斯的小說

《羅德里克·哈德遜》為例

代顯梅 李哲

摘 要：文學與醫學有著人性的通約，但文學家通常看待精神疾病的視角有所不同，所以假如我們能運用精神醫學知識對文學中的精神疾病進行透視，便可以避免對人物進行誤讀。以亨利·詹姆斯為例，在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羅德里克·哈德遜》中，雖然他對躁鬱症的成因和臨床表現有接近精神病學的描述，但作為斯多葛派哲學的信徒和輕躁鬱症患者的詹姆斯，完全強調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僅僅相信意志和責任感能治癒躁鬱症，忽視了疾病需要醫治的事實，這就造成讀者對患者主人公缺乏同情和理解，失去了文學意慾傳遞的人文精神。因此，具有醫學知識的研究者可以獲得更廣闊的人文視野，對小說人物保持獨立于作家的判斷力。

關鍵字：文學中的精神疾病 亨利·詹姆斯 《羅德里克·哈德遜》 躁鬱症

How to Understand Mental Illness in Literature？ 

A Case Study of Manic-depressive Illness

in Henry James’s Novel Roderick Hudson

DAI XianmeiLI Zhe

Abstract: Literature and medicine share humanity but writers usually take mental illness differently, so if we could apply psychiatric knowledge to understand the mental illness in literature, we may be aided to avoid misinterpreting the characters suffering mental disease. Take Henry James as an example, in his first novel Roderick Hudson, though he depicted the reasons and clinical symptoms of manic-depressive illness almost from the professional perspective of psychiatry, yet as a stoic and survivor of cyclothymia, he solely emphasized the significance of subjective initiative in curing the disease, neglecting the necessity of medical treatment, which rid his readers of their sympathy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suffering character, thus literature loses its intended humanistic spirit. For this reason, scholars of literature with medical knowledge can keep wider humanistic vision, obtaining an independent view from the writers being read.

Key words: Mental Illness in Literature; Henry James; Roderick Hudson; Manic-depressive Illness

引言、躁鬱症及詹姆斯家族的躁鬱氣質

根據美國當代躁鬱症專家弗雷德里克·K·古德溫（Frederick K. Goodwin）與凱·R·傑米遜

（Kay R. Jamison）在《躁鬱症：雙相障礙與週期性抑鬱症》（Manic-Depressive Illness: Bipolar Disorders and Recurrent Depression, 2007）一書中的解釋，躁鬱症（manic-depressive illness），又稱“雙相情感障礙”（bipolar disorder），是一種精神週期性循環的疾病，患者的精神狀態在躁狂

（mania）與抑鬱（depression）之間搖擺，這種疾病主要與遺傳和環境有關。[1]31 在《被火點燃：躁鬱症與藝術氣質》（Touched with Fire: Manic-Depressive Illness and Artistic Temperament, 1993）一書中，傑米遜發現，很多天才藝術家都有躁鬱氣質，躁鬱症與藝術創造力之間關係密切。[2]72其中，詹姆斯家族的精神狀態成為傑米遜的重點研究對象之一。

傑米遜追溯到了 1941 年發表在《美國精神病學雜誌》（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上的一篇論文，該文稱，經過對詹姆斯家族兩代人的精神診斷，發現這是一個“典型的家族精神疾病的案例”。[2]214 在此基礎之上，傑米遜進一步借助傳記材料研究了詹姆斯家族四代人的精神狀況，發現從詹姆斯的祖父開始到他哥哥威廉的後代，都有不同程度的躁鬱傾向，傑米遜描述詹姆斯家族成員在抑鬱發作時主要表現為恐懼、擔憂、無力感、絕望和自毀傾向。[2]207-215 事實上，詹姆斯的傳記作家路易士（R. W. B. Lewis）比傑米遜更早注意到詹姆斯家族的精神疾病。據路易士記載，詹姆斯的父親老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Senior）曾在早年經歷過精神崩潰，自述從 “充滿活力的快樂狀態”迅速墜入“絕望無助的恐懼”[3]203；威廉（William）在 1870 年同樣遭受極度“恐懼”與“憂鬱”的折磨，甚至出現了幻覺，擔心自己即將成為精神病院裏“神情癡呆”、 “木乃伊似的病人”[3]202；詹姆斯本人在其紐約版全集發行遭受冷遇的打擊下也於 1910 年陷入“黑暗和最殘酷的憂鬱”，詹姆斯自己稱這種精神低迷的狀態是“長期的敵人和詛咒”[4]，他說這種 “恐懼、絕望及求死的渴望”讓他“如墜深淵”[3]580；詹姆斯的妹妹愛麗絲（Alice）在 19 歲左右第一次抑鬱發作，之後多次因精神崩潰出入精神病院。她在日記中回憶道，當她在書房安靜地讀書時，一種可怕的暴力傾向會遽然湧上心頭，讓她有強烈的跳樓欲望，甚至有要殺死父親的衝動。[5]嚴重的躁鬱症更是讓詹姆斯的弟弟羅伯遜（Robertson）數度精神崩潰，給他的人生造成了毀滅性的影響。這種家族遺傳疾病自然會讓亨利在文學創作的開始就自覺地思考與書寫藝術家的精神氣質與其創作之間的關係。

一、羅德里克·哈德遜的躁鬱症

在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羅德里克·哈德遜》（Roderick Hudson, 1875）中，詹姆斯塑造了一位性情多變、喜怒無常的同名藝術家形象，哈德遜的情緒時而熱情似火、靈感噴湧、傑作乍現；時而精神萎靡、憂鬱沮喪，對創作與生活都冷漠懈怠。這種極不穩定的情緒震盪讓哈德遜很快失去了精神自主與創作自由。小說以哈德遜的經濟資助人羅蘭·馬萊特（Rowland Mallet）的視角，讓讀者看到哈德遜的藝術天分與其反復無常的性情之間有著糾纏不清的關聯，他總是“被動地受制於他的性情”，“他非凡的創造才能是一把雙刃劍，容易對他進行反擊。天賦極其珍貴，讓人靈感迸發，有如神助；但天賦有時又反復無常、邪惡、令人痛苦；因此，天才既令人羡慕又非常無助”。[6]190-191 然而，雖然哈德遜冰火交織的性情對馬萊特來說始終是一個難解之謎，但是借助現代精神病學理論，我們發現哈德遜的精神狀態具有典型的躁鬱症特徵。

傑米遜把躁鬱症大致分為兩類，“輕者為循環性心境障礙（cyclothymia），其特點是情緒、 行為、思維、睡眠和能量水準上存在明顯但不至於完全崩潰的變化，重者則極為嚴重，是一種威脅生命的精神疾病。”[2]13 傑米遜認為，事實上，可控的循環性心境障礙有利於藝術創作，因為 “輕躁狂”（hypomania）表現為“振奮、易怒”、“精力充沛、睡眠減少”，“思維敏銳且更具創造力”[2]265，而“憂鬱”（melancholy）則可以讓人“不得不放慢節奏，冷卻熱情……輕度抑鬱 症（mild depression）可以作為壓艙石；也可以發揮關鍵性的編輯作用，對在熱情似火狀態中產生的作品進行加工整理”。[2]118 以傑米遜的觀點來看，哈德遜在故鄉新英格蘭以及初到義大利時的狀態就屬於循環性心境障礙。馬萊特初見哈德遜時，他表現得煩躁不安，牢騷滿腹，馬萊特的表姐、哈德遜的鄰居塞西莉亞（Cecilia）這樣描述哈德遜的性格：“他的壞脾氣在晚上十點發作，呈雷霆之勢，而在第二天一早又會變成和風細雨”[6]68；與此同時，哈德遜的藝術稟賦也引人注目，身居閉塞的新英格蘭小鎮北安普頓，僅憑藝術天賦，他就完成了雕塑精品《饑渴》（Thirst）。哈德遜對知識與經驗的渴望以及他無師自通的藝術天才，深深打動了藝術收藏家馬萊特，因此這位闊綽又慷慨的同胞立即決定資助哈德遜去藝術之都羅馬實現其藝術夢想。[6]66-70 在羅馬的前幾個月，哈德遜靈感迸發、一鼓作氣完成了兩件雕塑作品，他稱自己在創作時承蒙“繆斯女神”的眷顧[6]128，似“通靈的女巫一樣激情澎湃”。[6]191 這種亢奮狀態從病理學上看，其實就是輕躁狂狀態中“不同凡響的創造性思維與靈感高漲”的表現。[2]103 傑米遜指出，輕躁狂思維與創造性思維的交疊之處正是藝術靈感爆發的風水寶地，即“思維的流暢、迅捷與靈活”能夠激發藝術家的創造力。[2]105

然而，傑米遜發現，如果循環性心境障礙沒得到及時治療會持續惡化為嚴重的躁鬱症，即兩種極端情緒頻繁交替發作，導致患者“人格分裂”，極大地損害其“工作能力”與“人際關係”。 [2]150,263 躁鬱症導致的極端情緒波動與人格分裂被當代精神疾病專家艾米麗·馬丁（Emily Martin）概括為人格的“多重性”（multiplicity）與“斷裂性”（interruption），躁鬱症患者的體內仿佛存在“多重人格”，不同人格的切換會帶來極大的性格反差。[7]哈德遜的情況正是這樣，在躁狂與抑鬱交替的頻繁發作期，他的體內宛如有兩個相互矛盾的人格在激烈地搏鬥：他在靈感枯竭時前往巴登散心，并且沉迷賭博，欠下巨額賭債[6]135；返回羅馬後，他又旋即陷入精神低谷，憂鬱沮喪，自我否定[6]142，時而在觥籌交錯的社交晚宴和緊張刺激的愛情追逐中通宵達旦地狂歡[6]179,223，時而又因為得不到他追逐的情慾化身克莉絲蒂娜·萊特（Christina Light）而萬念俱灰，變得“鬱鬱寡歡、漫無目的”。[6]231 最終，克莉絲蒂娜嫁給義大利王子，給哈德遜致命一擊，他在抑鬱絕望與“極度煩躁”的兩極情緒中被撕裂，“徹底迷失了自我”。[6]334 同時，他的暴烈性格也損害了他與身邊人的關係，馬萊特的慷慨成為他一味索取的憑仗，母親的關愛衹能使他“大發雷霆”，未婚妻與他的交流也是“如履薄冰、險象叢生”。[6]335

傑米遜指出，重度躁鬱症會由“暴躁易怒、行為怪異、想法偏執”惡化到頻繁出現的“自殺念頭”。[2]13 哈德遜正是在重度躁鬱的狀態中前往阿爾卑斯山旅行，在狂風暴雨的夜晚墜崖而死。詹姆斯雖然沒有明確告訴讀者，哈德遜的死是自殺還是意外事故，但不容置疑的是，哈德遜不斷加劇的躁鬱症以及他無法正確應對自己的病態情緒才是小說著力表現的對象。在危機關頭，哈德遜和他周圍的人都沒有意識到這是嚴重的精神疾病，哈德遜認為自己喪失靈感完全是家庭的拖累和贊助人的督促造成的環境壓力，而他的家人和贊助人衹是看到了他的牢騷滿腹和忘恩負義。

二、遺傳與環境因素

現代精神病學認為，躁鬱症的源起主要有遺傳和環境兩大因素。傑米遜指出，“躁鬱症是一種遺傳疾病”，“躁鬱症患者往往有同樣患病的直系親屬”；[2]192-194 如果遺傳因素是血液裏潛在的發病風險，那麼環境因素則是激發躁鬱症的“直接誘因”。[2]252 美國當代躁鬱症專家大衛·米克洛維茨（David Miklowitz）也認為，通常躁鬱症患者大腦中由遺傳導致的生物化學紊亂處於“休眠狀態”，而“環境壓力”是更為強大的躁鬱症誘發因素，“生活環境的壓力”與“重大的生活變故”都會“催化躁鬱症患者本就脆弱的情緒循環”，增加躁鬱症的發病風險。[8]87-90

從哈德遜反復無常的行為表徵來看，作為輕躁鬱症患者的詹姆斯不僅對躁鬱症的臨床表現有著接近精神病學的專業知識，而且在對這個疾病成因的闡釋上也與精神病學家們有著驚人的相似

之處。在本故事中，哈德遜的精神疾病明顯有遺傳基因：哈德遜的父親生前“揮霍無度”，因為 “酗酒而早亡”[6]67，這正吻合了躁鬱症患者的臨床表現。傑米遜指出，“揮霍金錢”是躁鬱症患者在“躁狂階段的常見表現”之一，同時高達“60%的躁鬱症患者”通過酗酒來“緩解抑鬱期的情緒”。[2]13,39 可見，哈德遜的躁鬱症首先有著來自父親的遺傳，這也是詹姆斯強調他父親揮霍、酗酒、早亡的用意所在。

就環境誘因而言，該小說發生的時間是 19 世紀 70 年代，功利主義價值觀已躍居美國社會“世俗道德”的統治地位，化身為禁錮個人自由意志的“鐵籠”。[9]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 Fromm）在《健全的社會》（The Sane Society, 1955）一書中，用大量的事實論證了物質豐足、文化貧瘠的美國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嚴重的“病理”現象，他認為這會侵害個體的“精神健全”。[10]詹姆斯在早期的書信中曾多次表達美國社會的清教工作倫理對他這個厭惡競爭、注重精神生活的人來說是一種巨大的精神壓力，這也解釋了成年後的詹姆斯為什麼迫切渴望去歐洲旅行：一方面是親近藝術博物館，滿足審美渴望；另一方面是為了擺脫迫在眼前的職業選擇。詹姆斯在《霍桑傳》（Hawthorne, 1879）中這樣描寫保守封閉的新英格蘭，“翻開他的日記，我似乎看到他生活其中的那個粗糙簡單的社會形象……我們驚訝於許多重要因素的缺失，那種冰冷、稀薄、匱乏”的社會文化氛圍讓詹姆斯感歎，“我們最強烈的感受就是，對一位傳奇作家在這樣一個地方尋找主題所產生的憐憫。”[11]351 哈德遜在北安普頓感受到的清教文化壓力，正是霍桑在賽勒姆鎮所經歷的社會文化匱乏的小說呈現。正因為新英格蘭的清教社會對藝術家有著根深蒂固的偏見，一旦哈德遜出離清教價值觀的常軌，母親就會“用含淚的雙眼看著他”；[6]75 哈德遜的生活顧問斯塔克先生同樣覺得藝術品是“無關緊要的裝飾品”，[6]85 對哈德遜的藝術理想表示懷疑，這讓哈德遜在個人理想與社會價值標準之間苦苦掙扎，感慨自己渴望“活得像個聖人，卻被當作罪人”。[6]75 簡言之，外在的清教文化壓力和家庭責任要求都是誘發哈德遜躁鬱症的環境因素。

此外，歐美文化環境的反差也是催發哈德遜的躁鬱症的一個重要的外在因素。當時風靡歐洲 的唯美主義運動為哈德遜的享樂主義與利己主義提供了冠冕堂皇的藉口。英國唯美主義代表沃爾特·佩特（Walter Pater）在 1873 年出版的《文藝復興史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一書的結尾處，熱情謳歌了藝術之美喚起的感官愉悅：藝術的目的在於培養人的美感和尋求美的享受，而人生的意義就在於“霎那間”美的感受，因此佩特主張藝術家應該盡情快樂，“讓寶石般的火焰熾熱地燃燒”。[12]與佩特一樣，哈德遜也相信強烈的感官愉悅能帶來藝術靈感。為尋求快樂的生活體驗，他頻繁出入良莠不齊的晚宴，并前往巴登豪賭狂歡。敘述人馬萊特發現，哈德

遜已誤入“享樂主義”的歧途，他就像被塞壬包圍的尤利西斯一樣，深陷各種感官誘惑之中；同時，敘述人也發現哈德遜難以與冷靜睿智的尤利西斯相比，因為他自甘墮落，“拒絕被綁在桅杆上”。[6]237 然而，從現代精神病學的角度看，哈德遜的享樂主義行為是困難時刻的心理需求，值得同情和理解，正如傑米遜所說，躁鬱症患者貪圖感官刺激與享樂是“為了緩解內心的巨大壓力與焦慮”。[2]36-37 哈德遜沉溺於這些外在的感官刺激，是為了緩解創作靈感喪失造成的恐慌與焦慮。

置身於羅馬的藝術圈，哈德遜從張揚感官愉悅與審美享受的唯美主義信徒迅速墮入利己主義與頹廢生活的迷途，這表明詹姆斯對唯美主義沉湎於感官享樂的批判性審視——具有清教文化背景的詹姆斯雖然不滿於美國商業主義對藝術與美的冷漠，但是他并不認為藝術的自娛自樂就是藝術家的使命所在。哈德遜的唯美主義者形象十分明顯，他縱情於隨心所慾的生活，[6]191 認為自己是一個“棱角分明而孤立的個體”，衹顧“絕對地肯定他自己”，[6]325 在“玫瑰和紫羅蘭”香氣彌漫的房間裏，“慵懶地躺在沙發上”，“盯著天花板上的壁畫”，“嗅一朵盛開的白玫瑰”， [6]302 小說中的這些場景描寫正是周小儀在研究唯美主義與消費文化的關係時，突顯出的一幅唯美主義者的公眾形象。[13]詹姆斯學者喬納森·弗雷德曼（Jonathan Freedman）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哈德遜的這種不負責任、自私自利又矯揉造作的姿態是“詹姆斯對於波德賴爾式的紈絝子的挖苦諷刺”。[14]①可以說，詹姆斯是借哈德遜的自我中心主義來表達他對唯美主義的質疑。

簡言之，在對躁鬱症的遺傳基因與環境誘因的認識上，詹姆斯表現出與現代精神病學十分接近的看法。然而，在對病態情緒的處理上，作為輕躁鬱症患者和斯多葛派信徒的詹姆斯,卻沒有像精神病學家那樣建議用藥物和心理治療，而是強調理性與責任意識對病態情緒的療效。哈德遜的躁鬱症固然是遺傳與環境因素共同引發的，但是詹姆斯借敘述人馬萊特對哈德遜的批評暗示，哈德遜個人意志的薄弱、責任意識的淡漠才是釀成他人生悲劇的根本原因。同樣面對家族遺傳疾病的困擾、美國清教文化的壓力和唯美主義的誘惑，詹姆斯用自己偉大的文學藝術成就證明，哈德遜的悲劇并非一個具有躁鬱氣質的藝術家的必然命運，哈德遜對自己的藝術失敗和人生悲劇難辭其咎。

三、理性與責任意識的缺失

詹姆斯對理性和責任的信任源於他對斯多葛派哲學的認同。詹姆斯早在 1866 年就寫過關于斯多葛派代表愛比克泰德（Epictetus）的評論，稱斯多葛哲學“肯定是務實的哲學”，讚揚愛比① 法國唯美主義思想家波德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推崇唯美主義的“紈絝子”（dandy）形象，認為他們衹需要“在自己身上培植美的觀念，滿足情慾、感覺以及思想，除此之外再沒有別的營生”[15]。克泰德的教義“具有永恆的價值”,并說它“可以恰當地成為一本現代道德手冊至少一部分內容”。 [11]6-7 此外，斯多葛派注重哲學的精神治療功能，對理性與責任的強調正是斯多葛派為病態情緒開出的良方。黑格爾指出，“斯多葛派哲學的偉大之處在於當意志在體內凝聚時，沒有東西能侵入，它能把其他一切東西擋在外面”。[16]斯多葛派代表人物塞涅卡（Seneca）相信，一位有德性的公民“應該用自己的聰明才智、自己的意見和忠告來做出有益於個體和整個人類的事情”。[17]可見，理性與責任是斯多葛派的倫理原則，是詹姆斯為現代道德體系找到的航標。

用斯多葛派哲學的倫理原則反觀哈德遜的悲劇命運，可以看出，正是理性與責任意識的缺失，才讓他淪為躁鬱症的犧牲品，使他最終毀於極端情緒的衝擊和情慾氾濫。傑米遜在研究藝術家的躁鬱氣質時發現，躁鬱症患者在大部分情況下能夠通過自我克制恢復理性，藝術創作尤其需要意志訓練，這樣才能將“輕躁狂狀態下產生的靈感捶打成形”；[2]98-99 米克洛維茨也提倡“自我管理”，主張通過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使人“遠離觸發躁鬱症的風險因素”，從而維持情緒的平和狀態。 [8]152 這些現代精神病學家對自我管控能力的強調，為詹姆斯注重以理性克服病態情緒提供了精神病學的佐證。也就是說，在主張個人的主觀能動性方面，詹姆斯與這些精神病學家們不謀而合，衹是詹姆斯的處方來自他對斯多葛派哲學的認同。

詹姆斯在上面提到的那篇評論愛比克泰德的文章中寫道，“人的幸福完全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與他的意志力相一致”。[11] 7 詹姆斯十分讚賞愛比克泰德對於人“自足的、不受阻礙的理性能力”的推崇，具體講就是，人在遭受不可避免的“殘酷與不公正”傷害時，對情緒擁有“絕對的自控力”。[11]8 在詹姆斯的小說《一位女士的畫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 1881）中，敘述人這樣讚賞處在婚姻不幸中的女主人公：“對於伊莎貝爾，痛苦是一種積極的因素，它引起的不是沮喪，不是麻木，不是絕望，它是一種促使它思索，反省，對每一種壓力做出反應的感受。”[18]可見，理性是詹姆斯的正面人物應對困難的慣常法寶。在《羅德里克·哈德遜》中，敘述人馬萊特也認為，哈德遜由於缺乏理性應該為他的藝術失敗負主要責任。在小說中，詹姆斯將馬萊特塑造成理性的代表。馬萊特得知哈德遜賭博放縱後，規勸他要“強化目標與意志力”，但哈德遜卻稱人的意志力“完全取決於環境”，并說“我認為每個人都會遇到一些身不由己的情況，在此情況下，他的意志註定會像小樹枝一樣斷裂”。[6]138-139 對這種強詞奪理的自我開脫，馬萊特反駁道， “意志就是命運本身”，唯有增強意志力方能增加生命的韌性、擺脫各種逆境的控制。[6]139 馬萊特本人正是靠意志力和責任感才把自己對哈德遜的未婚妻瑪麗·加蘭（Mary Garland）的愛情化為無私的關懷。相比之下，哈德遜的意志缺失讓他完全屈服於情慾的誘惑：他不顧自己已有未婚

妻的事實，深陷對克莉絲蒂娜的激情旋渦，還稱這種行為是為了獲得藝術靈感。馬萊特對此痛心地感歎道，“呼籲哈德遜的意志是完全徒勞的……他意志的位置衹是嘲弄般地缺席”。[6]351-352

同樣，在馬萊特看來，責任意識的缺失也是哈德遜的藝術靈感枯竭、精神崩潰的另一個催化劑。斯多葛派的另一位代表、古羅馬皇帝奧勒留（Marcus Aurelius）非常重視個體履行對“自我及對他人的責任”，認為這種責任意識是“理性”的要求。[19]西塞羅（Cicero）在《論責任》（On Duties）一書中同樣強調在生活中履行“道德責任”的重要性，認為“生活中一切有德之事均由履行責任而出，而一切無行之事皆因忽視責任所致”。[20]在《美國文學中的斯多葛特質》（“The Stoic Strain in American Literature”）一文中，英國學者彼得·比藤於斯（Peter Buitenhuis）指出，諸多 19 世紀美國文學家均在作品中展現了斯多葛特質，即他們的作品中都有一種“致力於責任與美德的理想”。[21]詹姆斯對“責任與美德的理想”的文學表現在於，哈德遜因為背棄家庭責任必須得到懲罰。哈德遜完全無視母親和未婚妻的需要，將家庭責任看作精神枷鎖加以掙脫，以藝術的需要為托詞要求享受絕對的個人自由，這加劇了他潛意識裏的良知焦慮。在這方面，小說中的美國風景畫家塞姆·辛格爾頓（Sam Singleton）提供了一個比較理想的借鑒，他依靠持之以恆的藝術創作彌補了自己藝術天分的不足，并準備不久回國去承擔照顧母親與妹妹的家庭責任。辛格爾頓專注而安靜的藝術操守與強烈的家庭責任感讓他平穩地走在藝術進步的道路上。

對藝術家的躁鬱症，傑米遜除了提倡藥物和心理治療之外，也強調藝術家的情緒管理與責任意識對治療躁鬱症的重要性，認為依靠藝術家的堅韌和自律而成就的藝術創作能有效地“梳理紛亂的情緒與思緒”，并相信藝術家可以通過“思維訓練”來減緩躁鬱症的痛苦。[2] 123 詹姆斯本人曾長期受憂鬱情緒折磨，他在筆記中記述了自己完全靠“沉浸於不懈的努力與令人心曠神怡的藝術中，進行堅定有益的創作”，才遠離了“庸俗和痛苦”的困擾，找回了“寬慰、尊嚴與生活的樂趣”，并最終得到了“撫慰與治療”。[22]加拿大學者門羅·貝蒂（Munro Beattie）在《亨利·詹姆斯：“斯多葛學派的聲音”》（“Henry James: ‘The Voice of Stoicism’”）一文中也向我們進一步證明，詹姆斯哪怕在自己遭受“憂鬱”情緒折磨的時候，也能“耐心地”陪伴焦躁不安的妹妹愛麗絲，并堅持在藝術創作中保持“勤奮”與“職業操守”。[23]可見，深受斯多葛派哲學影響的詹姆斯，對家庭責任和藝術責任都毫不懈怠，理性與責任感成為治癒他本人病態情緒的靈丹妙藥，而他的主人公哈德遜卻由於這些品質的缺失成為病態情緒的犧牲品。

需要指出的是，詹姆斯主張對哈德遜的病態情緒採取斯多葛派哲學的治療，一方面表明，他是從構建主義的立場看待情緒的存在，他比情緒構建論的創始人巴瑞特（Lisa Feldman Barrett）

整整早了一個半世紀意識到情緒的可塑性。①巴瑞特指出，個體能夠通過重建積極情緒來化解精神危機，從而將情緒的波動管控在健康範圍內。[24] XXIII 同巴瑞特一樣，詹姆斯也沒有把病態情緒看作是純粹由遺傳和環境決定的本質存在，而是以一種極具前瞻性的構建主義視角來理解躁鬱情緒，這就給精神疾病患者極大的信心與鼓舞。②另一方面，在詹姆斯的時代，由於人們對躁鬱症的認識不足③，詹姆斯不可能知道重度躁鬱症非藥物和心理治療不能解決問題，因此他才為哈德遜僅僅開出了哲學的處方，使敘述人和讀者對主人公的言行僅限於倫理的判斷範圍。

四、結語

早在傑米遜把躁鬱症與藝術家氣質進行聯繫之前的半個世紀，美國文學批評界就開始關注這個問題。美國文學批評家萊昂內爾·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藝術與神經症》（“Art and Neurosis”, 1945）一文中指出，“自浪漫主義運動以來”，美國知識界的普遍看法是“詩人都是瘋子”，他認為神經症與藝術天賦有緊密關聯。[26]159 巧合的是，傑米遜也提到英國兩代浪漫主義詩人柯爾律治、拜倫和雪萊遭受躁鬱症的困擾。像哈德遜一樣，柯爾律治一度因意志薄弱而過度依賴鴉片來緩解精神病痛，從而葬送了自己的身心健康和詩歌創作；同樣，拜倫和雪萊的躁鬱氣質也讓他們時常搖擺於狂躁與抑鬱的兩極情緒之間，輕躁狂的情緒固然為他們的詩歌注入了澎湃的激情，然而，當他們無力掌控自己的病態情緒時便很快墜入混亂與放蕩的深淵，釀成了人所共知的悲劇。 [2]40-46 哈德遜可以說是這些詩人的小說演繹。難怪詹姆斯的傳記作家里昂·艾德爾（Leon Edel）說，詹姆斯在這本小說中塑造了一位“似傳統浪漫主義詩人般危險地生活”的藝術天才。[27]

綜上可知，雖然詹姆斯和精神病學家在躁鬱症的成因和臨床表現方面有不少近似的觀點，并且在理性與責任對輕躁狂的療效上也有相似的看法，但是，由於當時精神病學界對這個疾病的認識不足，無論是作為輕躁鬱症患者的詹姆斯，還是作為重度躁鬱症患者的哈德遜，都沒有尋醫問診的意識。傑米遜不僅是頂級精神病科學家，而且她本人也和哈德遜一樣是重度躁鬱症患者，她在自傳中多次提到自己在疾病發作時的救命稻草——鋰鹽和心理治療，兩者缺一不可。①由此可見，處在重度躁鬱症發作期的哈德遜迫切需要的是心理疏導和藥物治療，而不是理性與責任的哲學處方。②用現代躁鬱症理論透視詹姆斯的這部小說，不僅讓我們驚歎於詹姆斯對於躁鬱症的前瞻性感知與書寫，更讓我們看到文學與精神病學的互鑒互補之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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