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琴教授調入中國人民大學的時間不長,但我們認識已經很久了。她在北京師範大學工作的時候就和我說過,要寫一部以非遺為主題的長篇非虛構作品,我當時就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主題。錢穆先生在論述中華文明時說的話:“羅馬如於一室中懸巨燈,光耀四壁;秦、漢則室之四周,遍懸諸燈,交射互映;故羅馬碎其巨燈,全室即暗,秦、漢則燈不俱壞,光不全絕。因此羅馬民族震鑠於一時,而中國文化則輝映於千古。”非遺其實是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要最精彩的一部分,張曉琴教授《執念》里的十二位非遺傳承人就好像是十二盞燈。張曉琴教授用一個學者的嚴謹和一個作家的靈動擦亮了這十二盞燈,然後送到讀者面前。最近這幾年,我們一直在倡導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在這個意義上,《執念》就是關於“兩創”的一個生動闡釋,值得我們去閱讀,去傳播。
本期專欄邀請兩位青年學人研究《執念》,從不同角度探討《執念》的藝術特質與學術價值。吳慮的《“執念”的當代化與當代的“執念”化——張曉琴〈執念〉讀札》一文重在探討“執念”與當代之間的轉化問題,文章認為,“執念”如何既能進入傳承序列,又更好把握現代化、城市化、全球化進程,將精神上的“執念”與技術上的破“執念”剝離開來,尤為重要。《執念》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過去完成時,轉化進民間藝術形式的現在進行時;把求變的“執念”壓倒了守成的“執念”。其中的“非遺”書寫,溢出了一種政策性的保護舉措,並且試圖探索一種當代“有情”的生活方式、尋回原初“家園”的喜悅之所在。劉彪的《相遇中的對話詩學——〈執念〉非遺書寫的範式革新與倫理重構》一文則認為《執念》一書通過踐行“我—你”的關係倫理,開創了非遺書寫的新範式。《執念》中構建了作者、傳承人、非遺藝術三個平等獨立的“聲部”,形成了“復調”式的對話詩學結構,將田野中的倫理關係成功轉化為文本結構。《執念》不僅為非遺保護提供了以“人”為本的新路徑,更以其成功示範,為超越人文社科研究中的“我—它”模式提供了深具啓示意義的倫理方案與方法論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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