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聽覺記憶的音樂符號書寫 ——大提琴組曲《澳門意象》的遺產聲景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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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定澄 / 男（1957-）

作曲理論博士，現任澳門城市大學教授、博導，中國音樂家協會理事，中央、中國、星海、華南師大等音樂學院客席教授，國家藝術基金評審委員，國家藝術教材研究基地學術委員，葡萄牙東西文化論壇學術委員等職；主要研究方向為歐洲早期多聲音樂、澳門城市音樂；曾任英國紐卡素大學客席教授，香港 HKBU 學科評審，上海師大音樂學院首任院長，上海音協副主席，澳門理工大學藝術學校校長等職。中、英、葡文專著十餘部，中、英、日、葡文文論百餘篇。澳門政府“文化功績勳章”及上海市政府“留學回國先進人員”獎章獲得者。

城市聽覺記憶的音樂符號書寫

——大提琴組曲《澳門意象》的遺產聲景詮釋

戴定澄 呂佳 薛焱方

摘 要：被列入聯合國《世界遺產名錄》的澳門歷史城區，作為東西方文化文明交流的歷史見證，承載著豐富的文化記憶與獨特的城市景觀。2023 年由國家藝術基金立項的大提琴組曲《澳門意象》，通過對歷史城區內澳門八景的音樂景觀描述，以“聯覺”構建音樂文化的空間性表達，巧妙地將澳門城市文化遺產的建築景觀與音樂符號相結合，突出了建築與聲音之間的互動關係，呈現了具有空間感的音樂意象，將澳門歷史文化的視覺意象轉化為音樂體驗，重新書寫了澳門本地居民的城市記憶，嘗試了文化遺產視覺同聽覺互聯音樂化轉化的新路徑，為文化遺產賦予了全新的傳播表達方式，同時也啟示了文化遺產保護領域中音響藝術的創新表達可能性，展現了文化遺產以“聲音景觀”方式呈現的獨特敘事和空間塑造魅力。

關鍵字：文化遺產互構 聯覺效應 國家藝術基金 澳門歷史城區 聲音景觀構建 聽覺空間構造

Musical Notation of Urban Sonic Memory: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herited Soundscape in the Cello Suite Impressions of Macao

DAI DingchengLV JiaXUE Yanfang

Abstract: Listed as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the Historic Centre of Macao stands as a living testament to the historical exchang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embodying a rich tapestry of cultural memory and distinctive urban landscapes. Commissioned in 2023 by the China National Arts Fund, the cello suite Impressions of Macao musically portrays the Eight Scenic Spots of Macao, offering a spatialized cultural expression through music. By employing the technique of synesthesia, the work transforms the city’s architectural heritage into auditory experience, constructing an interactive dialogue between architecture and music. The composition reinterprets visual cultural heritage as soundscape, effectively rewriting local urban memory through music. This approach explores a new paradigm for translating visual heritage into auditory expression, providing cultural heritage with innovative dissemination. Furthermore, it demonstrates the potential of sound-based artistic practices in the preservation and narration of intangible heritage, revealing the unique narrative capacity and spatial aesthetic of cultural heritage through music.

Key words: Cultural Heritage Co-construction; Synesthetic; National Arts Fund; Macau Historic District; Soundscape Composition; Auditory Spatial Architecture

一、研究緣起

澳門歷史城區作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承載著豐富的文化記憶與獨特的城市景觀。自 2005 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①以來，其保護工作不僅關注澳門老城區建築實體的保存，也涉及如何通過當代藝術實踐啟動文化遺產，使其在社會語境中得到延續和再生。近年來，文化遺產保護的範式逐漸從物質性存續向非物質文化表達拓展，其中，音樂與其他藝術形式多模態跨學科創作成為文化遺產再現的重要媒介。在城市化進程加快、傳統空間功能變遷的背景下，如何通過音樂創作塑造澳門歷史城區的聲音景觀，并通過音樂符號的組合構建聲音空間，使文化遺產“活態化”成為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基於此，在聲音空間的構建過程中，如何實現文化遺產的“活態化”轉譯，并進一步探討其方法論基礎，有必要引入 R. Murray Schafer 在其著作 The tuning of the world（The Soundscape）中首次提出“聲音景觀”理論，②作為理解與重構歷史聽覺經驗的重要理論支架；同時，就音樂空間化（The spatial qualities of sound）與聯覺效應（synesthesia）展開探討。

Schafer 的聲音景觀理論強調環境聲音的文化意義，為澳門歷史城區的聲音再現課題研究提供理論基礎。“音樂空間化”③主要指如何通過音樂語言建構建築空間的聽覺體驗，空間不是音樂的附屬參數，而是其結構性與表現性的核心要素之一。在 Denis Smalley 的空間性理論中，他將空間的感知劃分為不同層次，并強調了音響材料的運動方式、位置感與聽覺焦點對於音樂表達的重要性[1]。置於《澳門意象》該作品的實踐中來看，作曲家希望聆聽者基於自身感知經驗與澳門本土文化背景，主觀建構出虛擬音響空間，其過程涵蓋了實體空間（如演奏廳與聲場）與心理聲場（音樂於心理層面所呈現的空間維度，即澳門文化記憶）從而具體對文遺建築轉化為聽覺景觀。而聯覺理論則揭示音樂如何通過聽覺-視覺的映射機制增強文化遺產的沉浸式感知。《澳門意象》於 2023 年 3 月成功獲得國家藝術基金資助，該項目既彰顯國家對澳門文化藝術事業的支援，其“建築聽覺轉化”創作理念更推動了中國大提琴原創作品的突破性發展，為慶祝澳門回歸 25 周年增添了重要的藝術亮點。

本文主要通過音樂空間論及聯覺效應的視聽互動機制，從而以音樂形態學分析為基礎，探析《澳門意象》中音樂元素與視覺符號的映射關係，探討旋律、和聲、配器等構成的流動性音響如何與建築形態和文化意象相互關聯，試圖回答以下問題：作為時間流動藝術的音樂創作如何同空間固化的文化遺產景觀相呼應？如何通過音樂藝術作品形成聽覺-視覺聯覺效應？《澳門意象》如何具體產生從聽覺到視覺的符號轉化？從聲音景觀化構建與音樂元素解讀作為文化遺產的澳門八景的意義如何？并藉此探索澳門音樂文化的空間性表達，從建築材料到音樂符號的轉化的過程中，澳門本地居民的城市記憶又是如何進行歷史敘事與音符書寫？

本研究的學術意義在於拓展音樂學視角下的文化遺產保護研究，尤其聚焦於當前熱門的聲音景觀理論在世界文化遺產保護中的具體案例研究。同時，通過構建三維分析模型及聯覺效應的視聽轉化理論，為文化遺產音樂化藝術創作提供新的詮釋；并為其他世界文化遺產音樂藝術多模態跨學科項目提供參考。以政策文本為基石，探討國家藝術基金在文化遺產創造性轉化中的作用，為文化政策的優化提供借鑒。同時解讀《澳門意象》音樂語言中的色彩性與音樂流動性通過跨學科構建文化遺產歷史建築的物理空間，豐富文化遺產音樂創作的學術視角。（由於本文主要聚焦於文化遺產的聲音景觀構建，以視覺與聽覺間的相互聯覺機制為切入點展開探討，因此，具體的樂章音樂本體分析將在後續研究中繼續探討）。這些探究不僅有助於深化澳門文化遺產的聲音及建築空間的研究，也可為未來文化遺產的音樂創作與政策制定提供實踐參照。

二、國家藝術基金與澳門文化遺產的創造性轉化

國家藝術基金作為國家級文化資助體系，近年來在推動文化遺產的創造性轉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并通過資助創新且富有文化深度的藝術創作，推動了“時代精神的表達與社會生活的反映”①。通過現有的種種實踐案例不難發現，在文化日益多元與互聯的背景下，文化遺產的保護已從早期“保留原貌”式保存轉向更為積極、動態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澳門作為大灣區內重要試點城市，以多模態的藝術創作聯合和跨學科協作與技術創新，為文化遺產音樂化提供了“澳門模式”的實踐範例。其中，以國家藝術基金為代表的國家級文化資助體系，正逐漸成為推動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由靜態守護邁向活態轉化的核心力量。而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匯的重要節點城市①，其多元的音樂文化遺產在國家藝術基金的資助機制下，亦展現出深具潛能的轉化實踐樣本。尤其，在澳門這一“東亞文化之都”[2]的建設語境中以國家藝術基金支援的《澳門意象》音樂創作為例，以中西樂器雜糅，中葡音樂風格交融的具體音樂符號書寫的實踐案例詮釋了聲音再現澳門歷史城區的文化景觀; 將聽覺性的音響轉譯為文化遺產建築空間。這一創作理念涉及聲音景觀的建構、音樂語言的空間化，以及文化記憶的聽覺再現等核心問題。就此，本研究將繼續探討音樂符號重構澳門歷史城區的文化遺產建築的音樂藝術作品。國家藝術基金在促進文化遺產的音樂化表達方面，突破過去僅以曲目記錄或保留為目的的數據性保存模式，邁向更具敘事性、系統性與社會實踐導向的文化創造性保護範式。

文化遺產創造性轉化的政策協同機制下論證音樂項目在非遺傳承中的“中介性”功能②。在此基礎上，本文提出“建築空間-聽覺體驗-文化記憶”三維分析框架及視覺和聽覺藝術之間的聯覺效應轉化，以解釋音樂如何在文化遺產保護中發揮創造性作用。以音樂創作為媒介，實現澳門歷史城區建築景觀文化遺產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透過《澳門意象》這部大提琴室內樂作品，認識國家藝術基金在文化遺產音樂化項目中的主要資助方向：旨在通過音樂的流動性來構建城市建築的空間性，實現澳門歷史城區文化遺產的沉浸式活化與現代表達。借助音樂創作再現文化遺產的歷史價值，使其具有可聽覺化的體驗；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藝術創新，結合現代音樂語言與傳統文化元素的作品書寫；并推動文化遺產與當代社會語境的對話，使音樂作品不僅作為歷史記憶的載體，也成為新時代文化認同的象徵。

同時，國家對文化遺產“活態傳承”的具體制度設計與實踐創新，根據《國家藝術基金資助項目管理辦法》第二章中的《創作與生產》規定：“資助戲劇、音樂、舞蹈、曲藝、雜技、木偶、皮影等優秀作品的創作生產。尤其是，不同藝術樣式融合創新和新興藝術門類優秀作品的創作生產。”③文化遺產保護與音樂創作之間的互動關係，是文化政策與藝術實踐結合的關鍵。文化遺產不僅是歷史的見證，同時也是當代文化創新的基礎。

澳門城區藝術創作的特殊性，源自其多元文化的深厚積澱。澳門自明清時期以來，便是中西文化交匯之地，其城市景觀融合了歐洲與中國的建築風格，這種文化多樣性在音樂創作中得到了具體呈現。澳門歷史城區的聲音景觀創作不僅承載了城市文化的獨特性，同時也反映了文化身份認同的複雜性。在國家藝術基金的資助體系下，以澳門文化建築遺產為背景的藝術創作呈現出多樣化的發展趨勢。體現在，藝術創作逐漸向多模態跨學科方向發展，通過聲音塑造空間感知，增強文化遺產的體驗性；另一方面，以《澳門意象》為例，作曲家藉助中西方樂器音色-音響的渲染及物理空間與聲音文化空間的跨學科整合等手段，使音樂創作超越傳統表演形式，成為文化遺產重構與再現的重要手段。

總的來說，《澳門意象》這部作品成功的首演也標誌著澳門音樂文化創新發展的新高度，成為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的標誌性成果①。《澳門意象》的個案也展示了，國家藝術基金的資助不僅啟動了文化遺產空間建築的歷史記憶，更通過“空間敘事重構”與“跨學科手段的融合”，使澳門音樂成為“講好澳門故事”的文化媒介。因此，這部大提琴室內樂作品不僅契合了國家藝術基金的資助導向，也符合澳門文化遺產音樂創新發展的需求。由此可見，國家藝術基金的支援，為《澳門意象》這樣的文化遺產音樂化表達項目提供了重要的實踐平臺。國家藝術基金的政策框架與澳門文化遺產藝術創作的實踐價值密切相關。通過音樂創作，澳門歷史城區的文化遺產得以在聽覺層面實現再現，并通過聲音景觀形成具有澳門特色的文化記憶表達方式，這一過程豐富了澳門的文化藝術生態。

《澳門意象》以澳門老城區豐富的建築遺存與城市空間作為音樂創作獨特素材。這些建築古跡在音樂作品中的重新解構，使聽覺感知與視覺體驗相互交叉，從而構成視覺空間及文化記憶下的聽覺體驗三種維度下的多維度立體分析框架。以音樂語言對澳門文化遺產進行再現，結合歷史、建築與文化元素，具體描繪了具有澳門地域特色的建築景觀。該作品以視聽聯覺的相互轉譯重塑澳門城市文化記憶，并通過音樂敘事將建築空間與聽覺體驗建立聯繫。作品採用了多種傳統與現代音樂元素，包括融合中國傳統樂器與西方弦樂的表現方式，使澳門歷史城區的文化特徵得以立體化展現。例如，澳門的八景文化遺產建築、東方宗教美學以及中西文化交融的城市結構等，都成為音樂創作靈感來源。在此基礎上，通過旋律、節奏、音色等音樂元素及其音樂風格的變化用 當代音樂語言轉譯成具有澳門文化特質的音樂藝術作品。澳門文化遺產的音樂性表達與藝術創新，體現在音樂創作聲音-音響可視化的文化符號轉譯為聽覺化的聲音構造。

三、聯覺效應：景觀視覺與音樂聽覺

文化遺產建築景觀視覺的音樂化轉化，涉及的是建築空間的視覺特徵與音樂語言的聽覺表達 之間的相互作用。基於聯覺效應理論，視覺與聽覺是可以相互交織的感官領域。根據 Jean-Yves Bosseur 著作第九章中著重探討了“聲音與色彩之間的關係”①，特別聚焦於“聯覺效應”（synesthesia）這一感官經驗：即一種感官被刺激時，同時引發另一種感官的感知反應。Bosseur 在其著作中說 明，音樂與繪畫 (即，聽覺與視覺) 往往被視為截然不同的藝術形式，但從 19 世紀開始，藝術家們便開始探索這兩者之間的交會。為了進一步討論聯覺如何影響藝術家創作作品的方式，試圖將聽覺與視覺結合為一種統一的感知體驗。最終，其主張聯覺是一種複雜的經驗，可經由多重方式來探究，而聽覺與視覺皆能作為創造性手段，深入發掘這一現象。同時，他檢視色彩如何在視覺藝術中喚起聲音（如繪畫與雕塑）；也分析聲音如何在音樂中表現色彩。而本文所探討的聯覺效應更多是指一種將聲音視為音樂符號，或將音樂中所構建的音響色彩轉為視覺反射的能力，從而通過感官互通最終刻劃現實建築景觀。

在多感官知覺的框架下，聯覺效應指的是感官之間的資訊交互和跨感官的影響力，即視覺感 受的元素可以在聽覺層面得到相應的表達和重構。這一效應的核心在於通過某種媒介或表現手段，使得原本屬於某一感官領域的體驗能夠通過另一個感官傳遞出來，進而形成新的感官認知方式。

具體表現在，通過《澳門意象》組曲第五樂章《菩濟尋幽》中的音色與音響設計，作曲家遵循“遠、虛、淡、靜”的審美範式，在空間層次與情感流動中展開。和聲鋪陳的層層遞進如同梵呗中迴旋往複的念誦，既平穩又富有張力；鋼琴與弦樂的聲像變化創造出從山門至大殿的空間遷移感; 動態的起伏亦緊扣禪宗修行的內在節奏，從冥想至誦經，再至法會的高潮，最終回歸空寂，象徵修行者由有至無、由動至靜的精神歸宿。音樂語言作為空間與儀式的感知媒介，不僅重構了普濟禪院的物理與精神景觀，也透過音樂構建了一個關於身份與文化認同的象徵性場域。樂章以 “建築即音樂，音樂即建築”的美學理念為引導，將澳門多元文化交融的歷史情境與當代聽覺經驗交織在一起，呈現出一個跨越宗教、歷史與藝術的深層文化景觀。

音樂空間的構造以普濟禪院的建築格局為靈感，通過時間與音響的層次安排實現聲景與物理空間的聯動。鋼琴與弦樂在縱向織體中的鋪排類比出禮佛行走路徑的縱深變化；打擊樂所營造的節奏片段呼應“灑淨”，“繞佛”等儀式行動，喚起聽眾對宗教儀式的身體性記憶。同時，作品中偶爾出現的節奏跳動與民間旋律片段，也提示著佛教寺院曾作為民間音樂文化交匯場域的歷史角色。

同樣，《龍環葡韻》作為整部作品中最具地域文化與歷史縱深意涵的篇章，透過葡萄牙法朵 音樂的旋律與葡式土風舞的節奏能量，構建出一個兼具記憶追憶與現實交織的聲音空間。樂章採用引子—主題呈示—變奏發展—中段對比—再現與尾聲的曲式架構，構成一種兼具敘事與舞蹈韻律的複合型態。引子部分，以第四至第七大提琴聲部充滿動感的節奏對位拉開序幕；隨後第一，第二，第三大提琴聲部的短小旋律動機與第八大提琴聲部和低音提琴的 pizz旋律開啟了濃厚的   文化記憶場域，象徵著葡式歷史建築中鏤空花窗的精緻與中西文化交融的未完成性。全曲主要為三拍子舞曲風格，主題呈式部分由古典吉他充滿動感的流動旋律描繪出葡式鄉村街道的聽覺意象。舞蹈與旋律的交互推進中形成強烈的文化張力，表現了音樂風格與異國色彩刻劃對應土生葡人文化身份中“雙重性”的音樂寫照。作曲家透過音響重構技法與器樂符號學，將古典吉他轉化為文化記憶的聲音化石，藉由法朵這種音樂體裁喚起澳門居民的葡國文化聽覺記憶。另一方面，“混血音色”的雜糅設計吉他與鈴鼓的加入體現了土生葡文化所處“第三空間”的音響隱喻具體呈現了 Smalley“音樂空間理論”的具象化構成。此外，樂章在建築聲學與人類學的交叉應用上亦見巧思，例如透過類比拱頂反射（如長線條樂句處理）延展弦樂聲部的空間感，以及將集體舞蹈與個體即興的張力轉化為音樂中的文化辯證，最終完成對多元文化身份的一次音響再現與主體重構。在音色與音響的層次建構上，本樂章尤其強調異國文化聲響的混合性與身份認同的模糊邊界。法朵的異國情調質感，透過古典吉他主題旋律線條式發展與鋼琴三拍子舞曲式伴奏縱向音型的低音區的疊置，產生對異國風格音樂文化的共鳴，營造出“情感懸置”的聆聽經驗①。吉他音階式的快速跑動形象模仿法朵歌手的音腔即興表達，使聲音成為情緒的延伸體。在節奏動力方面，作曲家以土風舞節奏為基底，疊加鋼琴的三連音型態與弦樂的斷奏推進，使整體節奏在層層堆砌中產生時間的錯置與流動感。在音樂空間與視覺構造方面塑造了多元文化交融的畫面感。

基於樂譜的本體分析，我們清楚可見在《澳門意象》的創作中，音樂作為主要的表現手段，實現了從視覺景觀到聽覺景觀的轉換，深入挖掘建築空間和文化符號的音樂潛力。作曲家通過旋律、節奏、音響的獨特組合，令建築景觀所代表的歷史文化特徵得以通過音樂語言呈現。這一過程不僅是建築與音樂的形式再現，更是歷史與文化的情感和記憶轉化。

就聲音景觀的構建而言，對其定義需做一個準確的劃分。在《澳門意象》這一作品中，視覺和聽覺之間的轉化并非僅僅局限於傳統的感官體驗；而是通過音色-音響佈局下的音畫的轉化，將澳門豐富的歷史、文化和建築景觀以聲音的形式進行重構，進而構建出一個獨特的音景。在此，作品的美學核心在於通過音樂語言塑造出與澳門特定地理與文化背景相契合的音樂藝術作品，進而促進視覺與聽覺的交互融合。這一轉化過程可以理解為聯覺效應中的音畫轉化，這種轉化方式與 R. Murray Schafer 所提出的“聲音景觀理論”①有所區別。Schafer 的聲音景觀理論主要關注將聲音視為一種環境，不僅是聽覺上的體驗，還是可以通過聲音塑造與構建的特定聲學環境，即聲音如何作為一種“動態的建築材料”②。該理論強調聲音不僅是作為一種感知刺激的存在，更作為空間環境的一部分，反映出特定時間和空間的聲響氛圍。這套理論常用在當代電子音樂作品中。 Schafer 的聲音景觀理論往往被用來呈現環境聲音的空間感和層次感，如城市環境、自然環境等。

而《澳門意象》在“聲音景觀”的塑造過程中，強調建築空間與音樂音響結構之間的互動關係。根據 Narmour 音樂認知理論中的“關聯網絡”（Relational Network）③為框架的分析，可知該作品在音樂形態及音樂符號組織上呈現出與澳門視覺符號與之相對應的聽覺表達。例如，作品在描繪澳門歷史城區時，運用了不規則節奏型與多層次音響設計，以類比石板街道的迴響；在表現南歐殖民建築風貌時，融入了葡萄牙民間旋律素材，使音樂與視覺意象建立更為緊密的聯結。通過這一系列的聲音設計，《澳門意象》成功地將澳門文化遺產從視覺感知拓展至聽覺領域，實現了人文建築景觀向聲音景觀的轉換。

《澳門意象》中的聲音景觀設計更側重於歷史與文化的再現。具體表現在，藉助音樂元素和特定的作曲技法刻畫澳門這座歷史城市的文化記憶和符號。作品并非僅僅通過傳統音響設計反映澳門的自然環境和建築空間，更通過音色-音響變化的聯覺感官體驗，將視覺符號、建築景觀和文化元素轉化為音樂中的聽覺符號。正如在樂章《鏡海長虹》中，作曲家通過大提琴和鋼琴的音響對比，再現澳門西灣大橋的巨偉；《黑沙踏浪》中的左手低音區的持續音型模擬海浪推移的力量，藉此描繪了海濱的歡快氛圍。

在這種音畫轉化過程中，作品沒有直接模仿自然景觀或建築的具體聲響，而是通過弦樂組分層處理音響質地形成了與視覺符號相呼應的聽覺意象。表現在作曲家利用鋼琴與室內樂編製的音色對比，細緻描繪“鏡海”與“長虹”交織的空間意象。鋼琴兼具主題陳述與和聲支撐，左手低音營造海浪律動，右手旋律則喻光影於水面流轉。弦樂組自第 10 小節起層次分明，大提琴交替線性旋律與面狀拉奏，刻畫橋體縱深結構。打擊樂 Cymbals 以鐵棒劃奏製造 sf 音效，營造海霧氤氲的朦朧氛圍；鐘琴則點亮高音空間，映射金屬橋身與粼粼波光。整體節奏由鋼琴掌控，象徵潮汐流轉與空間動態變化。樂章以鋼琴與弦樂的主導音色交替對話，形成清晰的音色對比與層次分佈。敲擊樂金屬質地的清脆音質強化“虹”之晶瑩剔透感，使視覺聯想的畫面感具象化。

此外，聲音景觀理論在《澳門意象》中的運用，更關注的是音樂如何通過對文化遺產的音響塑造來呈現空間、歷史與記憶的多重維度。在這一點上，作品可以用 Schafer 的聲學環境構建方法來解釋。但其更注重的是如何通過樂器的對話、音響的層次以及節奏的變化，構建出一個立體的音景而不是將聲音作為動態建築材料，重新構建空間場域。而通過聯覺的視聽交互不僅讓聽眾體驗到澳門多元文化的碰撞與融合，還通過音響的方式重塑了澳門的城市記憶與文化身份。

從“聲音景觀”概念與建築空間及文化記憶的關係來看，根據“建築空間-聽覺體驗-文化記憶”三維分析這一框架，聲音不僅僅是耳朵聆聽經驗的體現，還具有塑造環境和表達人類文化的功能。建築空間，作為人類活動的物理載體，也常常帶有某種文化與情感的色彩。因此，建築空間本身的聲音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人們對其歷史、文化和功能的認知。

《澳門意象》通過音樂語言為澳門的文化遺產建築空間賦予了聲音特徵，將每一座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景觀轉化為富有表現力的音樂符號。例如在聽覺轉化“大三巴牌樓”的聲音空間時，作曲家意圖不在複製古跡，而是通過音樂的時間性與空間性重構這座“聲響的紀念碑”。開篇自第一小節起透過模仿聖詠的主題旋律在結構上搭配“鐘聲、火焰與灰燼”等象徵性文化符號的轉移在音樂層次上構成對比音響，塑造出一種跨越時間維度的文化迴響。而葡萄牙風格的建築，則通過葡萄牙吉他與標誌性的葡式舞曲風格來表現其外來文化的印記。這些音響特徵的呈現，與建築空間本身的美學意涵相呼應，形成了一種互補關係。

從視覺景觀到聽覺景觀的跨感官轉譯機制方面來看，建築景觀向聲音景觀的轉譯涉及從視覺符號到聽覺符號的轉化過程主要是通過聲音與建築空間的互動。作品不僅關注建築的外觀、結構、形態及紋理等視覺要素，更強調建築空間與其中所承載的文化、歷史意義之間的聯繫。音樂在這一過程中不僅是感官體驗的延續，同時也延續了人們血液裏根植本土的文化記憶。

在這一轉化機制中，旋律、和聲與配器的使用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首先，旋律作為表達情感的核心元素，其流動與節奏可以通過擬聲的手法類比建築的結構與形式。例如，樂章《鏡海長虹》高度圖像化的音樂空間結構。縱向上，低音區由低音提琴主導，象徵平靜海面與建築外觀的波動感；中音區由鋼琴與大提琴構成橋體結構; 高音區則由點綴性的敲擊樂器描繪天空與橋上燈火。橫向結構上，鋼琴從左手低音區（暗示港灣）至右手旋律線（橋樑延展）形成橫向推進的線性展開，營造出聽覺上的“橋體延伸”與視覺縱深感。整體畫面自靜谧的海灣引子出發，經由橋樑的崛起、海浪與結構的互動、最終歸於夜幕下的光影交織，形塑出一幅富有詩意的“鏡海長虹”聲響圖景。

在表達澳門八景的空間感時，《澳門意象》通過對音響的設計與處理，創造出多層次的空間感知體驗。如，第四樂章《盧園探勝》空間感不僅僅體現在音響的立體感上，更重要的是通過旋律的流動、節奏的變化和音響的層次，將空間的廣度與深度傳達給聽眾。澳門盧廉若公園以中西合璧的園林結構聞名，其曲徑通幽、亭台錯落構成豐富的地貌與文化層次。在音樂中，空間的“迴旋性”成為結構構思的靈感來源，迴旋曲式不僅體現了園中游走的動態，也類比了遊人視角下場景不斷轉換的視覺經驗。主部第 1 小節至 17 小節，採用大提琴與低音提琴 Pizzicato 跳躍撥奏，模仿園林中碎石小徑的曲折迴轉，其跳動節奏在聽覺上形成了“前景移動”感。隨後自第 17 小節起，引入江南絲竹風格，高音區以傳統樂器二胡，搭配 Clock 兩種不同音色構成的旋律相互交織，鋼琴與大提琴則以固定節奏音型持續以面狀音響鋪開，營造出宛若戲台邊庭院中隱約傳來的江南調子，聲音空間的“縱深層次”由此生成。中間部分以固定節奏和 Clock 清脆的敲擊音色構成象徵澳門多文化交融背景中“遠景世界”的閃現，這種“文化空間整合體”，通過中國二胡與竹笛、與西洋樂器充滿律動感的固定節奏音型的融合，形成“音響拼貼”的空間維度混融，完成多層文化視覺場景的聯覺轉換。根據特定的音響佈局，作品不僅描繪了視覺空間，更喚起觸覺聯覺的經驗，水珠、輕霧、樹葉的物理質感。這種跨感官體驗是本文所探討關注的音樂空間“可觸可感”的核心所在。

在《澳門意象》音樂全域觀佈局中，每一段旋律和每一種配器的選擇，都是對澳門文化遺產的藝術再現和情感表達。在旋律上，作曲家採用了大量的中國傳統音階和西方調式的交替，形成了澳門文化的多元融合特徵。而在配器上，作曲家突破了傳統的室內樂編製，結合了大提琴、古典吉他、二胡及竹笛等多種中西樂器，進一步強調了澳門“華洋雜處”的文化背景。音響方面，作品通過層疊的和聲、獨特的音色設計以及豐富的動態變化，塑造了澳門的多維文化景觀。成功書寫音樂語言作為空間與儀式的感知媒介，不僅重構了澳門文化建築物理與精神景觀，也透過音樂構建了一個關於身份與文化認同的象徵性場域。以“音樂亦是流動的建築材料”的美學理念為引導，將澳門多元文化交融的歷史情境與當代聽覺經驗交織在一起，呈現出一個跨越宗教、歷史與藝術的深層文化景觀。

四、音畫重構、歷史印象與文化認同

《澳門意象》的美學層面體現了聲音作為一種媒介與符號的深度融合，及跨藝術表現手法描繪了澳門老城區的文化遺產建築的空間敘事。其音樂語匯不僅承載了澳門的歷史與文化記憶，也在聽覺維度上實現了地域意象的符號化表達。“聲音景觀不僅是對物理環境的聲學描摹，更是一種文化編碼的方式。”①《澳門意象》便是通過特定作曲技法和演奏法的選擇、旋律語言的設計以及配器的音響色彩配置，使聽覺成為體驗澳門文化空間的重要媒介。

王敦（2015）[3]在其研究中提出了關於“聽覺”與“聲音”之間的深刻區分，強調了聽覺性議題在文化研究中的獨特價值。認為“聽覺”作為感知主體與認知過程的集合概念，其哲學縱深性遠超物理層面的“聲音”，就如同“視覺”與“圖像”的區分，前者涉及主體接收、意義闡釋和文化編碼的全過程，而後者僅限於物質載體的存在。在此框架下，聲音不僅是物理的聲波，還包含了其背後的意識形態功能，能夠呈現聲城市景觀與地方文化。這一理論為《澳門意象》的音樂本體分析提供了從關注聲音物理屬性轉向探討其文化與意識形態功能的方法論框架，尤其對於聲音中的聽覺敘事分析具有重要的啟發作用，這可以說是一個嶄新的視角。

在美學層面，作品通過“音畫同構”的方式，將視覺意象轉換為聽覺感知。例如，《鏡海長虹》通過弦樂的層層鋪展與管樂的交錯呈現，類比海浪的律動與橋樑的壯麗景觀，從而實現了一種具象化的聽覺體驗。這種音樂表現方式可被視為“多感官認知”[4]（multisensory perception）在音樂中的運用，即音樂不僅僅作為抽象的聲音藝術存在，而是能夠在時間性框架內塑造空間感，從而激發聽者的視覺聯想。

《澳門意象》在樂器編製上突出了“文化混血”的美學特質。通過中西樂器的交融，作品體現了 Christopher Small 提出的“音樂作為行動”概念，即音樂并非僅是音響實體，而是一種社會行為和文化身份的構建。在《媽閣紫煙》中，以澳門歷史最為悠久的媽閣廟為靈感源泉，用音樂符號重塑一幅兼具宗教意象與地域象徵的聲音圖景。笛子與鋼琴的對話象徵著澳門的中西文化交流，而大提琴的深沉旋律則賦予音樂一種歷史縱深感。這種跨文化的聲音設計不僅展現了澳門作為文化交匯點的身份，也在音色的對比與融合中體現了一種音樂人類學視角下的“文化對話”中西樂器的融合配置，加入竹笛與二胡成功構築出一種神秘、空靈且富東方精神氣質的音響空間。更進一步，作品在結構上體現了“歷史層積”的時間美學。通過主題的變奏與調式的轉換；《三巴聖跡》借鑒宗教聖詠的旋律形態，強調澳門在歷史變遷中的宗教信仰與文化遺產和《松山燈塔》的音響流動則象徵著時間的推移與歷史的流變。這種時間性設計與 Edward T. Cone 在《音樂與時間的體驗》（Musical Form and Musical Performance）中所探討的“音樂形式的時間維度”[5]相契合，展現了音樂如何在時間流動中承載文化記憶，并通過復調手法與調性轉換形成敘事層次。

如此而言，《澳門意象》不僅是一部對澳門歷史文化進行音樂再現的作品，更是對“文化景觀”（cultural landscape）的聲音詮釋：“音樂的意義在於它塑造了時間中的情感形式。”[6]這部作品正是通過聲音的符號化表達，重塑了澳門文化的聽覺體驗，使聽眾得以在聲音之中感知澳門的歷史、文化與空間精神。該作品作為一部以澳門歷史文化景觀為核心的音樂作品，其聲音敘事結構不僅體現澳門的城市記憶，也是音樂語言對地理空間重新書寫。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從“音樂場域”與“空間聽覺”相結合的方法看待這種對文化遺產再創作，音樂成為歷史與地理敘述的媒介。這種創新的聲音敘事結構不僅在音樂語言層面拓展了文化遺產的再現方式，也在聽覺感知層面重塑了澳門歷史城區域的文化印象。

在前文中本文已對音樂的敘事能力喚起特定的歷史圖景做出了詳細解讀，也提到過《澳門意象》在聲音敘事層面，充分運用了澳門的歷史文化意象，用音樂音響建構城市記憶，讓聽覺成為一種探索城市歷史的途徑。其中，大三巴牌坊作為澳門最具象徵性的文化遺產建築之一，其歷史背景與建築風格在音樂中得到了聲音的類比與抽象表達。方崬清採用深沉的大提琴和敲擊樂器的迴響，象徵大三巴遺跡的莊重與時間的沉澱，這一方式不僅使音樂具備了“空間回聲”的質感，同時也在心理層面塑造了聽覺上的歷史厚重感。

另一方面，在旋律與音色的運用上，《澳門意象》通過不同音樂元素的交織來體現澳門文化的多元性。例如，在表現中式建築時，作品運用傳統五聲音階與現代和聲結構相結合的方式，使旋律既具有傳統中國音樂的韻味，又體現出當代音樂創作的空間感。這種音調體系的選擇，何嘗不是對澳門在明清時期作為中西文化交匯地的歷史映射？五聲音階的運用指向澳門的東方文化根源，而現代和聲的迭加則表現了其在全球化進程中的文化交融特性。

在音樂對地理重構的方面來看，音樂作為一種時間藝術（temporal art），通過結構、層次、節奏與織體等因素塑造空間感，使聽眾能夠在聽覺體驗中感知地理空間的變化。《澳門意象》利用“聲音透視”和“音場空間化”的手法，使音樂不僅成為一種時間序列的表現，同時也在聽覺層面類比了地理空間的拓展。

在解讀《澳門意象》這部音樂作品時，本文借鑒了“聲音景觀”的概念，但本質上與 Schafer提出的理論體系有所不同（前文已詳細論述）。本文聚焦於，在音樂作品中通過不同的聲音層次音響效果，特殊演奏技法塑造的聲音紋理等來描繪澳門的地理空間。例如，作曲家利用低頻弦樂的持續音奠定基調，隨後模仿海浪聲、鳥鳴以及遠處鐘聲等音響漸進層疊，這些音響元素不僅強化了澳門作為海港城市的地理特徵，也在聽覺上創造出了一種從遠至近的空間過渡，使聽眾在聽覺體驗上感受到從大航海時代的港口到現代都市景觀的空間變遷。此外，該作品的聲學構造也借鑒了建築聲學的原理。例如，《鏡海長虹》以大提琴的波浪式音型類比海浪湧動，配合鋼琴的柱式和聲描繪西灣大橋的雄偉，將自然景觀的壯闊與人文建築的恢弘融為一體。作曲家通過“溫暖地”表情術語，將澳門人包容平和的性格特質轉化為柔美的旋律線條，形成情感與空間的雙重映射。這種“以聽代視”的通感手法，使聽眾在閉目聆聽時仍能在腦海中浮現出“橋塔淩空、碧波映城”的視覺圖像，印證了音樂通過旋律與節奏的精心設計把澳門歷史城區人文意義和藝術魅力展現得淋漓盡致；音響產生空間擴散的聽覺感，以重現該地標建築群之間的回聲現象。這種聲音空間化的設計，讓音樂不僅僅是一種抽象的旋律表達，而是與地理空間的物理特性產生了直接聯繫，使聽眾在聽覺上獲得了一種身臨其境的感知體驗。

《澳門意象》對澳門地理空間的聲音再現，也承載了澳門本地居民的文化身份認同。該作品通過“聲音符號”（sonic symbols）的建立，使聽眾能夠在音樂中辨識并關聯特定的文化記憶。例如，在表現《盧園探勝》時，樂曲中加入了民間小調與敲擊樂節奏，以象徵澳門舊城區昔日的市井氛圍；而在描繪主教山時，作曲家則採用了不同樂器音色的音響音色類比，以再現民間小巷的市井氛圍。這些音樂語言不僅體現了不同文化遺產地目標特性，同時也使音樂成為一種敘述澳門歷史文化的媒介。然而，在實際演出中，這一效果并未能充分實現。有音樂專業人士指出，由於現場演出缺乏對非音樂專業人士的引導性提示，普通聽眾難以準確理解作曲家所刻畫的現實場景，導致音樂所承載的地理意象和文化象徵未能得到有效傳達。此外，作品通過聲音敘事進一步深化了澳門文化遺產的當代意義。傳統上，文化遺產多以可視化的方式被保存與傳承，而《澳門意象》則通過聽覺化的手段，使文化遺產的感知方式得到拓展。澳門本土音樂文化的重塑與新生，越來越依賴於聲音景觀作為一種音樂表達與文化記憶的媒介。在全球化語境下，傳統音樂的傳承面臨城市環境變遷、社會結構調整及文化消費模式變化的多重挑戰。聲音景觀作為一種整合音樂音響、歷史語境與文化身份的藝術實踐，為澳門音樂的創新提供新鮮血液。具體而言，通過聲音景觀的構建，澳門本土音樂文化得通過作曲家對聲音及音響的重新組合，突破聽覺藝術與視覺藝術之間的局限。讓澳門歷史城區的自然與人文聲響（如廟宇鐘磬聲、街市叫賣聲、漁港濤聲）并將其整合至音樂作品中，使聽眾在音樂聆聽過程中建立對特定地理空間的聽覺認知。這種聲音景觀的構建不僅加強了音樂作品的空間感，也促使音樂創作由單純的旋律至和聲體系向更具環境敘事功能的方向發展。

這種從視覺到聽覺的轉換不僅增強了文化遺產的可感知性，也使聽眾能夠通過聲音與歷史進行更為深層的互動，從而在情感層面加深對澳門文化身份的認同。因此，除了“聲音景觀”的構建外，澳門的音樂創作模式逐步發展出對場域（place）、記憶（memory）與聽覺文化（aural culture）的關注。聲音不僅作為文化符號被重現，也成為身份認同的載體，使澳門本土音樂得以在歷史與當代語境中獲得動態的、互動式的發展路徑。所以，通過聲音景觀的建構，澳門音樂文化得以突破傳統音樂的創作方式，實現從線性敘事向空間化表達的轉變，同時也為本土音樂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再生提供不一樣的路徑。

多感官聯覺效應下的畫面感營造亦是該作品的一大特色。作曲家將視覺、聽覺、嗅覺等通過多感官聯覺轉譯為音樂語言，巧妙樂器的音色變化與音響的鋪陳，使樂音如煙般流動，營造出“香煙嫋嫋、天光微啟”的嗅覺與聽覺共感的意象。《媽閣紫煙》結尾處，竹笛和二胡旋律聲部線條式拉長漸弱處理與敲擊樂器組微弱的顫音相迭和提琴聲部的節奏對位，彷彿香火漸息、煙霧消散於空中，而信仰與記憶卻仍留存在觀者心中。此種音樂書寫不僅呈現了媽祖文化於澳門地區的宗教情感與歷史象徵，也借聲音藝術實現對“媽閣紫煙”這一文化意象的再創造與延續，將地方記憶轉化為具有普遍性與詩意性的聲音文本，實現了音樂作為文化載體的敘事功能與情感深度。

《澳門意象》的聲音敘事結構則體現了音樂在地理空間表達與文化記憶塑造中的重要作用。作品通過對歷史建築、地理景觀以及文化元素的聲音化再現，實現了音樂作為歷史與地理空間敘事工具的潛能。這不僅為澳門文化遺產的音樂化提供了一種新的表達方式，也使聲音景觀成為文化遺產保護與創新的重要途徑。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澳門意象》的創作理念為文化遺產聲音化（sonific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提供了一次很寶貴的實踐經驗。示範了音樂如何通過空間化的聲音設計、歷史記憶的聲音編碼、以及文化符號的聽覺再現，使傳統文化遺產在當代音樂創作中獲得新的生命力。

五、結語

從澳門音樂文化遺產的角度出發，本文探討了文化遺產與音樂創作之間的關係，尤其是文化遺產建築景觀如何轉化為音樂聲音景觀的過程。通過對澳門歷史文化遺產的建築景觀、歷史符號及其社會文化背景，提供了豐富的音樂創作源泉，成為本土音樂風格演變的基礎。在這一過程中，文化遺產不僅僅是靜態的歷史遺存，它通過聲音的表達與創新，獲得了新的生命力，推動了澳門音樂創作的不斷發展。

文化遺產建築景觀向音樂聲音景觀的轉換機制，首先體現為建築元素與聲音的有機結合。澳門的歷史建築，如大三巴、媽閣廟等，承載著豐富的歷史記憶和文化符號，通過音景創作，這些符號得以轉化為聲音的表現形式。在這一過程中，聲音不僅是對建築景觀的再現，更是對歷史與文化的傳遞。例如，建築的結構、紋理和空間感都可以通過聲音來再現，成為音樂創作中的一個重要維度。此外，音景的創作并非簡單的聲音複製，而是通過音樂語言的表達，對文化遺產進行藝術化、感性化的再解構。聲音景觀的構建通過對澳門文化元素的提煉與抽象，形成一種新型的音樂表現形式，不僅有助於文化遺產的傳承，更能夠增強當代觀眾對這些文化遺產的感知與理解。 “尤其是在國家政策支持下澳門文化藝術發展需展現高水準，開拓繁榮新局面。”[7]

未來研究中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路徑，首先，聲音景觀作為創新的文化表達方式，其在其他文化遺產音樂創作中的應用具有廣泛的潛力。不同地區和文化背景下的建築景觀與歷史遺產，都可以通過聲音轉化為新的音樂創作源泉。未來的研究可以嘗試探索不同文化背景下，聲音景觀如何體現特定文化的價值觀和歷史記憶，從而推動全球範圍內文化遺產音樂創作的多樣性與創新性。澳門文化遺產音樂的跨文化傳播與創新路徑值得深入探討。隨著全球化的推進，澳門的音樂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展現出獨特的魅力。如何通過音樂的表現形式將澳門的多元文化背景與現代國際文化進行有效融合，成為未來研究的重要方向。在這一過程中，澳門音樂的創新與文化適應性將是研究的核心議題，如何在保持文化獨特性的同時，推動文化全球化進程，是澳門音樂文化發展的重要課題。聲音景觀不僅限於澳門文化遺產的表達，它在其他地區的文化遺產創作中也具有廣泛的應用前景。例如，世界各地的歷史建築、自然景觀、傳統儀式等，都具有獨特的聲音特徵。通過聲音景觀的創作，這些文化遺產能夠以一種全新的方式進行再現，增強人們對歷史與文化的感知和理解。未來的研究可以嘗試將這一創作方式推廣到其他文化遺產中，探索聲音如何作為一種跨學科的表達形式，打破視覺和聽覺的界限，傳遞更為豐富的文化資訊。

隨著澳門文化的逐漸走向國際舞臺，澳門音樂的跨文化傳播成為未來發展的關鍵方向。通過跨文化的對話與交流，澳門的音樂文化不僅能夠豐富全球音樂文化的多樣性，還能夠推動澳門在全球藝術領域的影響力。未來，澳門音樂創作應更加註重全球化語境下的本土文化表達，同時也要積極吸納外來文化的元素，通過創新路徑推動文化遺產的更廣泛傳播。在這一過程中，如何保持本土文化特色、如何實現與其他文化的有效對接，成為澳門藝術音樂創作的重要課題。

通過本研究，澳門音樂文化遺產在當代的保護與創新路徑得到了深刻的闡釋。文化遺產建築景觀向音樂聲音景觀的轉化機制展示了澳門音樂創作的新機遇，國家藝術基金在推動文化遺產保護與創新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未來，聲音景觀在其他文化遺產音樂創作中的潛力，及澳門音樂文化傳播中的多感官聯覺構建的跨學科，多模態新藝術創作新路徑，值得更多的關注與探討。

【參考文獻】

[1]Smalley,D.Spectromorphology:Explaining sound-shapes[J].Organised Sound,1997(2):107-126.

[2]戴定澄.澳门何以成为“东亚文化之都”[N].澳门日报,2024-09-26(B11).

[3]王敦.“聲音”和“聽覺”孰為重—聽覺文化研究的話語建構[J].學術研究,2015(12):151-158.

[4]Carroll,N.Philosophy of art: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M].London: Routledge,1999.

[5]Cone,E.T.Musical form and musical performance[M].Manhattan:Norton,1968.

[6]Langer,S.K.K.Feeling and form:A theory of art developed from Philosophy in a new key[M].London: Routledge,1979.

[7]王明亮.澳門文化藝術發展在國家藝術基金支持下——展現藝術高水準 開拓繁榮新局面[N].人民日

報,2023-06-06(19).